像一条汇聚了许多支流的长河

2014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像一条汇聚了许多支流的长河，在开阔的平原上缓缓流动，没有惊涛骇浪，回涡暗流，但厚实平稳，不时也能泛起阵阵炫目的涟漪。 反思鲁迅学术史 鲁迅研究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 “显学”，始终是最为引人注目的领域。鲁迅与学术的关系以及鲁迅研究史的梳理与反思，不愧为这一年现代文学研究的亮点之一。当然，这本来也不是新鲜的话题，但这一年发表的不少相关成果，无论方法、思维，都有可圈可点之处。譬如杨义的《遥祭汉唐魄力》研究鲁迅与汉石画像的关系，在学术上显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宏大魄力。作者指出，汉画像展示着汉代经济礼仪娱乐的繁茂，折射着楚风、齐风、鲁风和谶纬之学的民俗风情，牵涉着西域文明、南亚文明的内传，彰显着汉人对世界一等大国的国力自豪感。鲁迅的研究，目的在以此思考如何激活东方美的力量而接通血脉，参证中西，融合创新。 刘克敌 《灵光与深度 鲁迅的 〈红楼梦〉研究及其影响》把一个传统的话题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不仅阐析了鲁迅以作家兼学者的身份对《红楼梦》研究的特点，而且对“红学”界的研究成果以及常见的中国文学史中有关《红楼梦》部分的论述进行了统计、梳理，反映了鲁迅在20世纪“红学”史中的重要贡献与影响力。 邱焕星《“鲁迅学术史”考辨》则是对鲁迅学术史本身的一种理论反思，认为既往的鲁迅学术史研究在方法上是一种“以鲁迅为本体”的符合论，具有依附性。论文根据库恩的“研究共同体”理论，呼吁鲁迅学术史应围绕着“研究共同体”进行一种“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实现“研究范式”的转型和嬗变。 此外，2014年的鲁迅研究有一个值得纪念的事情，即张克、崔云伟主编的《70后鲁迅研究学人论文集》的出版，该书收录了20位70年代出生的青年学者研究鲁迅的代表作，可以说是70后鲁迅研究学者的一次集体亮相，既充分体现了青年学者的蓬勃朝气与理论特点，体现了鲁迅研究的后继有人，但也深刻地显示了这些学者传统修养的不足和走向象牙塔的研究趋势。 汉译文学本体的研究转向 翻译文学的研究也是2014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亮点之一。汤哲声、朱全定《清末民初小说的翻译及其文学史价值》对清末民初翻译家的史学地位以及他们的 “为我所需”、意译的观念和方式作了评价和分析，指出清末民初小说中的改译、删译与当时中国精英知识分子要利用小说启蒙国民有着很大关系，虽然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是以言情小说和侦探小说为主，却对当时的中国政治思想和小说的美学思想、艺术结构产生了重要作用。 李今的《伍光建对〈简爱〉的通俗化改写》通过对阅读与辨析伍光建翻译《简爱》的汉译本《孤女飘零记》之于原文本的缺失和改写，集中探讨了译者对于自然风景和人物描写的“节缩”是否如茅盾所说能将“原作全本的精神和面目是完全保存着”的问题。 凌孟华的《冰心译〈吉檀迦利〉的初刊本》从冰心与《吉檀迦利》的翻译与传播、冰心译《吉檀迦利》（1 0）初刊本版本背景叙录、初刊本与单行本的版本差异比较等方面进行考证、梳理、分析，厘定了冰心生平的相关重要史实，为冰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版本文献支持。 现代中国文学本来就由西方文学的翻译所催生，其发展过程又不断地吸取着西方的养料。过去关于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研究往往泛泛而谈，上述成果大多注重个案分析，而且由关系学的梳理进而转入汉译文学本体的研究，这无疑是对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拓展。 关注媒体生态与文学的关系 亮点之外，还有不少新鲜的观点散落在现代文学研究的各种话题中。譬如陆建德《母亲·女校长·问罪学》，该文细致地分析了许广平的童年心理创伤，并由此推想她“驱杨”的复杂动机，文章结论是杨荫榆治校并无严重过失，中国的文化界、教育界应该为她恢复名誉，这个结论对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重要公案的传统认知无疑具有颠覆性的意义。 丁晓原《媒体生态与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探讨晚清至五四时期以报刊为媒体的散文写作方式，分析了新的写作方式和传播方式怎样影响了散文主题设置和散文的体式、语言与风格，为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媒体的关系提供了翔实的证据。 郝魁锋《络资源中现代文学史料的应用与鉴别》也是值得关注的论文。今天，络学术资源已经被大多数研究者所利用，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未提上日程。这篇论文的价值也许不在它的具体结论，而在于它提出了络资源中史料的可信度以及络资源中史料的不稳定和不确定等问题，必须引起新媒体时代文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民国文学史概念再探讨 围绕学术问题展开争鸣，是2014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另一个看点。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有关 “民国文学”、“民国文学史”建构等问题的讨论。面对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疑虑与批评，张中良的《回答关于民国文学的若干质疑》认为，作为学术话语的“民国机制”与民国时期的“公共文化空间”不是“发明”而是“发现”，是对以前未能察觉或刻意遮蔽的实存现象的揭示。 李怡《作为方法的民国》认为，“作为方法的亚洲”与“作为方法的中国”是日本汉学界发出的汉学研究的“破局”之声，这对中国自己的学术研究无疑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言，更能反映我们立场和问题意识的其实还不是笼统的 “中国”，而是作为具体历史表征的“民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果要在历史化的努力中推进和深化，就应该从“现代性”、“世纪”这些宏大的概括中解放出来，返回到如“民国”，这样更加具体的历史场景。 （实习：白俊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