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用话语权常怀知音心评石一宁评论集走向文

众所周知，天下霸唱的代表作《鬼吹灯》曾风靡华语世界，之前的作品无一不是延续着古...

很长时间以来，刘心武与《红楼梦》这个标签一直形影不离，他并不抗拒“红学家”的头...

虽说对石一宁出版新著不会感到意外，但当他55万字的两卷集自选集（评论卷《走向文学新天地》、散文随笔卷《湖神回来了》）摆到我面前时，还是不免吃了一惊。多年来他一直有繁忙的编务压身，个人写作都是靠边角时间。作为他曾经的同事，我能掂量出这两本大书中石一宁的生命之重；待读后进入他的创造天地，又分明感到了他生命的飞扬之轻。亦重亦轻，做人做文，体现出升华自我、见证文坛的人本和文本价值。

评论卷《走向文学新天地》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鲜明特色：一是高屋建瓴，二是独具视角，三是诸体擅兼。全书激浊扬清，彰显着主流批评的魅力。

作为一位活跃的中青年评论家，石一宁是幸运的。他自述得益于长期在《文艺报》工作。的确，《文艺报》至今仍然是俯视中国文坛的一块高地。但需困知勉行方能借高望远。当石一宁试图回答如何看待新时期的文学，如何看待它和传统文学的不同以及它的发展出路这些重要问题时，他能够站在全球化文化发展的高度高屋建瓴提出命题、作出判断。如在《浅议文学作品的中国形象》一文中，开宗明义就提出“文学作品中的国家形象是一个新的话题，对文学界来说尤其如此。”而记录全球化下的今天的中国文学，应当致力于探索和描绘新时代的中国形象。“中国形象未必是全新的、横空出世割断了任何历史连续性的，但必定是具有新时代特征、灌注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与风貌的，否则它将很难称得上是真实的形象。”石一宁把“中国形象”作为他文艺评论的一个起点、一种归宿，称得上是取精用弘、钩深致远。“中国形象”之外，在《主体性的弱化》一文中他又从贾平凹的《秦腔》透视新时期的文学现象，提出“主题性的弱化是一种时代的特征”,进而分析了全球化的兴起、市场经济的扩展和消费主义的弥散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发源于西方的后现代文化的条件；再进而分析这种后现代化对中国文学的利与弊：对差异与多元性的追求，对断裂与边缘的发现，能够给人们带来新的感觉、新的审美。但在解构了受到意识形态制约与自我束缚的旧主体之后，“文学仍然面临着主体性重建的问题”——只有这种数往知来的评论，才能在当下乱象纷呈的文学批评现状中突出重围、寻求意义，其命题才能给人带来沦肌浃髓的启示。同时，石一宁又是较早关注深圳“打工文学”的一位评论家。他对“打工文学”如此肯定：“他们的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中国社会在艰难转型时期底层人们的生活，储存了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的生动细节，是对日益引起瞩目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独特书写。”这既体现了对文学新象的敏锐捕捉，也体现出基于内力的大胆判断。这种批评的秉持力还见于面对一些文学个案，他不仅独具慧眼，剔骨见肉，且总是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上升到学理层面，放大到文学思潮中加以考量。在论及叶梅小说的成就时，他提出了“两个自觉”的命题：探索和表现土家族民族文化的自觉，探索和表现女性尤其是土家族女性命运的自觉。作者写道：“我之所以看重这两个自觉，是因为它们呼应着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激起的文化本土化回归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反弹，以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当代批评的文化学转向所推波助澜的性别话语、弱势话语、边缘话语和身份政治的崛起。因此，叶梅的小说看起来似乎是边缘的文本，其实却站在了当代小说创作的前沿。”这一发现要言不烦、洞中肯綮。在《以理想主义的光芒照耀现实》一文中，作者在评论刘玉民的长篇小说《过龙兵》时写道：“应该承认，回首和叙述这一段历史是极为艰难的，历史态度的抉择、意识形态的顾虑、现实状况的观察与判断、未来走向的思考与前瞻，这种种都构成了对作者的重大压力。而且，这种史诗性的写作在当今后现代的语境中已被冷落，宏大叙事已被挤出主流走向边缘。”石一宁转而认为《过龙兵》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有着独立与深刻的思考，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与期待。小说的作者将历史批判与道德批判相结合，更将现实与理想水 融，以理想主义的光芒照耀沉重的现实与滚滚红尘。我之所以要较为详尽地引录一些石一宁评论的章节，一方面是与读者共同赏析这些有识见的文字；另一方面也试图说明，石一宁的文艺评论立意高远却从不凌空蹈虚，他从不提那些五光十色的伪命题。今日之评论已为伪命题伤害不轻，石一宁以“慎用话语权”的评论家的严谨秉持批评眼光和人文视阈，提出了许多贴近文本现实的真命题，包括作者论及文学“新桂军”、“海南小说”以及当代文学史的“台湾叙述”、“满族文学”等等这些文学命题时都能以前瞻性的目光观察判断，以评论的机锋和文采征服读者，这样的评论才是能够见证文学时代的评论。

石一宁评论的第二个显著特色就是多民族、多地区文学发展的独有视角。也许因为作者本身就是壮族人，所以他对多民族文学发展更加敏感。他正确地提出了各民族文学都要具有世界性眼光，坚定地接受和拿来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同时以自己的创作表达与全人类相通的情感，表达对人类和平与发展、对建设和谐社会的追求和信念，还要关注世界各国文学发展的状况。在这本评论集中，作者的评论对象便涉及了多个民族的作家和作家群体的文学现象，如回族、满族、维吾尔族、藏族、壮族、土家族、仫佬族等等。应该说，这个视角还鲜为当下众多评论家所具有。中国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多民族文学的发展，而评论界对少数民族文学关注的声音却比较微弱。其实，少数民族的文学往往具备在当下喧闹社会中更纯洁、更文学的质地。因此石一宁的这一眼光具有特别的意义。在《重写刘三姐》一文中，作者以对待壮族文化瑰宝的敬畏之心对刘三姐传说的多义性与歧义性做了详细的考证，对五六十年代版的《刘三姐》的成就与局限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如指出了其中所存在的贬损知识分子的形象等问题。他认为“在文化本体论的意义上重写刘三姐，重新建构关于刘三姐的政治与文化想象，是事所必至、理所当然。重写刘三姐，也就是重写一个民族的形象，重写一个民族的心灵。不妨这样认为，重写刘三姐，是时代赋予壮族和广西文艺工作者的一大课题。”据我所知，石一宁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书中还专设“台湾文学探幽”一辑，收入作者多年对吴浊流、杨逵、陈映真、蓝博洲深稽博考、潜心研究的论文，拓宽了读者对台湾文学这个具有多重研究意义的对象的认知。

三，石一宁评论视野的开阔还在于他诸体擅兼，“有评无类”。这“有评无类”还表现在他并不在意被评者的身份地位、名气大小。他的评论既是主流批评也是大众批评。石一宁曾在《文艺报》多个部门工作，广泛接触了文学以外的各个艺术门类。在这本书中，就有对曾庆瑞电视剧理论成就的评介，对《西柏坡》等红色电影的评介，还涉猎了话剧、儿童剧、山东地方剧、客家歌舞以及中国画、油画、版画乃至小品曲艺。在文学的各个门类中，既有对刘醒龙、邓一光、叶梅、东西、鬼子、赵德发、杨少衡、曾哲等小说的评论，对丰子恺、邵燕祥、吴泰昌、斯妤、筱敏、冯秋子、潘琦等散文的评论，也有对吉狄马加、王久辛、石英、雷熹平等诗歌的评介，还有对报告文学的评论以及对聂震宁《我的出版思维》、王必胜《雪泥鸿爪》等理论文集的评论。和其他评论家的文集相比，石一宁这本评论集可能不够那么“纯粹”。我却以为这反映了作者的一种认识，即文学和艺术的各门类是相通的，不存在哪个门类高哪个门类低的问题。而对于一个评论者来说，不患杂而患不通。努力使所有艺术门类在一定的层面上相通起来，这不正是一种评论境界吗？钱钟书、朱光潜等大家多谈到艺术“通感”的美学价值，追求评论的“通感”，我觉得正是石一宁评论的“新天地”。

以上虽言及石一宁评论的若干，但还不足以说明石一宁文学评论的全部成就。比如，他的评论不只是具有宏观理路、独特视角，更有一种与评论对象平起论道的审美感受力和评论文采。他读凡一平的小说，发现了一种“中间写作”：“中间写作，意味着作者是在一个存在不同方向之力的力场中打造他的虚拟世界，没有据守一方阵地而放纵手笔的相对稳定和安全感。既兼具两极的优长又呈现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格的诱惑，使得创作是在一种外弛内张的状态下进行的，因此凡一平小说中的灵感、 、机智、敏捷是才华的流露，也是作者所选择的小说路数的应有内涵。”但同时他也谈到既是“中间写作”，就“难以让人领略极地和险峰的令人惊骇的风光”。这种文本细读和擘肌分理的功夫堪称一流。在散文界，冯秋子的散文是比较难以解读的，石一宁在《思想者的散文——读冯秋子散文》一文中，解读就很是到位。他说：“与散文史上以思想见长的作家作品有所不同，冯秋子的散文虽然引发读者的深长思考，但它们并不以理性征服读者，它们展现的是一个严肃、认真地生活的人对人生、对世界的感应和内心 ，尽管它们不时闪烁出哲理的火花，但一般最终导向的却非哲学沉思和宗教情怀，盖因作者把自己的思考融入了感性的叙述之中，作品的理性内涵并未逸出审美的维度。在我看来，这似乎不是作者自觉地控制的结果，而是一种天然的艺术感觉和气质的作用。这种感觉和气质使得作品思想和情感水 融，理性和感性和谐统一，花与叶齐芳，文与质并茂。从这一意义看去，冯秋子的散文是思想者的散文，而不是思想家的散文——这一判断并无褒贬之意，因为思想者的散文也许更像散文，思想家的散文也许更像思想。”我也读秋子散文，深感这段侔色揣称的评论既富思辨色彩，又具美文路数。石一宁主张评论者要“慎用话语权”，但我读了他的评论，却还要替他加上一句：“常怀知音心”。评论的目的之一是以独具的慧眼剔到作者灵魂的最深处，发现作品和作者间隐秘的关系，帮助作者找到适合他气质修养与禀赋的路数，同时鉴定作品作为社会存在的意义，引导读者或观众进行正确的鉴赏——这大约才是评论的真功夫。令人无法容忍的是那种践踏真实，扯碎原则，仅以批评者的前见作出的“伪诠释”；无法容忍的是批评家以虚假的审美经验强加于社会并愚弄受众，也让自己落入俗套。说到石一宁评论的风格我还不能不提到一位评论前辈李健吾。可惜评论界对他关注不够——正如评论界对石一宁关注还不够一样。李健吾的评论是“知人论事”的典范，也是评论美文的典范。19 5年他对《边城》的评论用了这样的语言：“这里一切是谐和，光与影的适度配置，什么样人生活在什么样空气里，一件艺术作品，正要叫人看不出是艺术的。一切准乎自然，而我们明白，在这自然的气势之下，藏着一个艺术家的心力：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作。这不是一个大东西，然而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在现代大都市病了的男女，我保险这是一付可口的良药。”读石一宁评论集中的某些篇章，感到他颇有李健吾评论之风。他总是从艺术本体出发，用美学和历史的标准赏析，又硬语盘空地加以阐释。他的文学评论“有评无类”，有时如同和读者抵掌而谈，而多数文章中都有不刊之论。他的写作把见证文学时代由软标准变成了硬标准。这种批评伦理在今天并不乐观的评论语境中弥足可贵。我想这一切皆因石一宁能够在喧闹的环境中静下心来，以人文情怀观照文学艺术，讷言敏行，手不停挥，以探骊得珠取信于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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