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学问政治已无能为力

顾准：“我于学问、政治已无能为力，这是我唯一的遗憾。我热爱生活，我知道生活在人间的日子已经有限，我将勇敢地迎接死亡的来临。”

顾准 （1915年7月1日—1974年12月 日）,着名思想家，经济学家。1957年他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后来，他两次被打成“右派”，仍然坚持理想和信念不动摇。在逆境中，他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着作以及大量的笔记，提出了“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往何处去”的问题。

在这段如炼狱般的岁月里，顾准并没有意志消沉，他追求真理的脚步从未停止。在没完没了的批斗、交代、外调、体力劳动之外，他不停地读书，做笔记，从他所记载的一份书单中即可见出他临危不惧、从容钻研的气概。

交代材料：“读史”

1966年8月，顾准被批斗后，责令“不准回家”。因头顶多个政治“帽子”，顾准被家人“划清界限”，早已无家可归，便以经济所的一间斗室为窝，继续接受革命群众的审查与批斗。那正是运动最残暴的月份，他不再准备“以鸡蛋碰石头”，他要保全自己，以使自己能存活于这个最黑暗也最特殊的历史时期，继续作一个历史观察家。在这段如炼狱般的岁月里，顾准并没有意志消沉，他追求真理的脚步从未停止。在没完没了的批斗、交代、外调、体力劳动之外，他不停地读书，做笔记，从他所记载的一份书单中即可见出他临危不惧、从容钻研的气概：

“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以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恩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着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着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着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年8月监督开始搁笔。”

有一次，红卫兵勒令每个“牛鬼蛇神”写一份交代材料，贴到布告栏里。顾准拿起毛笔，在白纸上写下了两个大字：“读史”，便贴了上去。别人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最近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读了一些史书，只能如实交代。也就是在这段日子里，顾准开始了他忧愤满怀的十年研究计划。但是，他内心却割不断对家庭子女的钟情。他不停地给妻子写信，表达对妻儿的关切，希望能够回家。一直到1968年8月，顾准彻底失去自由为止，他共寄出了数十封家书，仅仅收到了一封回信。那封信中只有一纸简短的声明，是四个子女（当时长女不在家）联合签署的断绝关系文据：“和顾准断绝父子关系。（签名）”这一纸无情的声明对他犹如万箭穿心，在内外交困的境地里，他像一头受伤而离群的野兽，一边打着寒战，一边舔干自己身上的血污。即便如此，舐犊深情依然无法割断。1969年，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他还是买了一只表，准备送给长女；同是在这一时期，他另外准备了一套被褥，打算有一天孩子们会去看他时能用上。离家分居时，他什么也没带出，后来思念心切，从六弟陈敏之处收集子女的照片，一一粘贴在照相簿中。1972年从河南干校回到北京，他探询到子女地址，曾写信要求会见，信中说，“现在还谈不上我对你们尽什么责任，不过，我积存了一些钱（补发的生活费）和粮票，可以资助你们。”信中所附，是他刚回北京后拍的八张半身照片，并特别说明，如果子女和亲属中谁看到了想要，可以给他。此外，还有一张他在艰难岁月中节省下来的油票……

“北京日记”几乎只记书目

1972年5月，从河南息县干校回京后，顾准蛰居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大院的八号楼，与他做邻居的还有钱锺书、杨绛夫妇。回到北京后，顾准的心情舒畅了好一阵子，他还特意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半身相，分寄给子女和潘序伦等亲友。很快，便收到了潘序伦的回信，但寄给子女的信却一个个石沉大海。这使他徒增无限伤感，他曾对好友张纯音感慨道：“我知道我母亲和孩子住的地方，离我这里不远。可是，咫尺天涯啊！奈何，奈何！”有一次，赵人伟去看望顾准，见他脸色不好，卧床不起，问他是不是病了，他忧郁地说：“我听说女儿已经回到北京了，想和女儿见上一面，但是，连这个要求也不能如愿以偿，心里难受，以致起不了床。”

当时，别人都在忙于打派仗，而顾准已年近六旬，身体衰弱，在造反派眼里已成为一只没有斗争价值的“死老虎”。从这时候起，顾准又开始继续他那雄心勃勃、涵盖中外的庞大研究计划。由于长期的煎熬与迫害，加上营养不良，顾准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他却以自身的毁灭为代价，仿佛着意要将自己燃尽，每日只带上两个冷馒头，步行到北京图书馆，一待就是一天，回来后再挑灯夜战，那部希腊史笔记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整整持续了三个月时间。

在顾准异常简洁的“北京日记”里，自1972年10月1 日始，大概两年的时间里，记载着他读过的书目：《经验与自然》、《自然宗教对话录》（休谟）、《哲学原理》（笛卡尔）、《论自由》（穆勒）、《总参谋部》、《日本历史——日史批判》、《文明论概略》（福泽渝吉）、《中国近代文论述》、《奥地利简史》、《人类理解论》（洛克）、《纯粹理性批判》（康德）、《逻辑原理》（布拉德莱）、《青铜时代》、《十批判书》（郭沫若）、《论语》、《左传》、《国语》、《诗经》、《西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铭文研究》、《西周金文字大系》、《计量经济学》、《中庸》、《大学》、《孟子》、《战国策》、《史记》、《文物》、《考古》、《国外科技动态》、《西汉文学选》、《盐铁论》、《明代粮食制度》、《汉书》、《企业论》（凡勃伦）、《古代法》、《荀子》、《经济动力学》、《周易》、《诸子考索》（罗根泽）、《希腊史》、《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历史研究》（汤因比）、《伊利亚特》、《古代东西方史》、《奥德赛》、《自然辩证法》、《戊戌以来三十年政治史》、《基督教的建立》、《汉唐佛教思想》（任继愈）、《西方哲学史》 （罗素）、《红楼梦辩》（俞平伯）等等。除此之外，记录的只是一些非常有限的诸如“洗被子”“做饭”“协和补牙”之类的“生活琐事”。

1974年9月，顾准的六弟陈敏之赴京，与顾准相处了半个月。顾准劝六弟勿为时势所动，从头研究西方史、中国史，并商定了京沪两地的通信讨论方式。《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由此而来。

1974年7月15日，顾准的日记上写道：“去医院，青霉素注射一周。”10月14日记：“《开罗文件》，Macanlay。开始打针。”10月17日，日记戛然中止，从此再无读书目录记载。

最后一封信

1974年10月26日，顾准给六弟写了人生中最后一封信：“……咯血令人心烦，也要求静处。然而我没有条件。唯一的办法是住院，但是我自己无奔走力量，反正‘倒下来’自然会解决。情绪当然是恶劣的。开始是觉悟到我的健康状况，决定我此生搞不出什么东西来的了。懂得这一点是痛心的，也有过踌躇。其次是，开始懂得虽然搞不出什么东西来了，然而也会可以拖得下去，那就拖吧。‘拖’的决心，和‘倒下来再说’的办法倒是对得起头来的。如此一来，倒也安然地拖下去了……”

顾准终未拖过这一年漫长的冬季。1974年11月15日下午，顾准口述了一份遗嘱：

“我于学问、政治已无能为力，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我热爱生活，我知道生活在人间的日子已经有限，我将勇敢地迎接死亡的来临。

对于所有关心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其对于里夫、耕漠两位老友对我真挚的关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生前所用全部遗物交给重之；在京存款（补发的生活费，现由六弟交给母亲保存）交给淑林，并入妈妈的遗存；在上海现由六弟保存的存款伍百元赠予里夫老友。

我所有的全部书籍交给六弟并由他全权处理。遗稿 （一）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二）其他部分均由六弟全权处理。

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物品代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

医院认为：我的病例特殊，如果需要，我的遗体愿供解剖。我的骨灰倒在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大楼（前经委大楼）前面的小河里。

祝福我的孩子们。

1974年11月15日下午口述，六弟记录。 ”

顾准看过初稿后，认为前面两段话是空话，删掉。

1974年12月 日零时刚过，顾准在北京的严寒中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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