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文学奖与纯文学

也许文学奖的名号，永远不如参加角逐的作家名头们来得更重要。有重量级的作家参与才是正经事。 4月1日，由腾讯文化主办的首届“腾讯书院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苏童、阿来、翟永明、陈晓明、徐则臣分获年度小说家、年度散文家、年度诗人、年度批评家和年度新锐作家奖。 与各种络文学奖不同的是，利用互联回归纯文学是这次的主旨，亦是互联举办的文学奖首次与专业学术机构合作。腾讯书院文学奖得到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北京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项目、复旦大学中国文学与创作研究中心、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等5家专业学术机构支持。 大奖最终获奖者为徐则臣（年度新锐作家）、陈晓明（年度评论家）、翟永明（年度诗人）、阿来（年度散文家）、苏童（年度小说家）和201 年逝去的诗人们（年度致敬作家）。 苏童在颁奖礼的演讲中，对“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进行了独到的阐释，他说：“在我的理解当中， 现实 不是一个你想要就能有的词，在文学作品当中，它基本是闪烁不定的、掩掩藏藏的，处于一种跟你捉迷藏的状态。 我自己想象当中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有可能是绕不开当下的，因为在我的理解当中它有可能不把读者往那个喧闹的生活中心或者不把你往喧闹的闹市带，而是有可能把你带到一个偏僻、遭人冷落的区域、地带，因为你有可能会发现某些被遮蔽的、细小的事物，有可能这个事物就是我所理解的生存的真相。 苏童没有拿枯槁的理论长篇大论，而是直接在现场为大家详细地讲了两个故事，其一是他很喜欢一篇短篇小说《一台巨大的收音机》，那个约翰·岐伯的故事被他诠释得很生动，然后借此阐述他对写作文学时代现实的理解。 “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小说，这个小说在我看来从很大意义上象征了写作文学时代现实的问题，很多人说一个作家他的写作一个创作有可能就是一台收音机的功能，但是这台收音机的功能当它变成是一个天气预报、社会、时政要案要事儿，我想这是一台普通的收音机，但是当你有一个神秘的频道出现，通过收音机，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发现。” “当只有这个神秘的频道出现，要有收音机的作用，也就是这时候一种纤毫必露的最真实的体现，我之所以拿这篇小说来说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让人们听到最神秘的、室内的声音，这被我理解为是一个作家生命当中小说的真相之一。” 第二个苏童讲的故事来自拉美乌拉圭的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写的一个短篇《阿内西阿美女皇后》，如果说此次腾讯书院文学奖颁奖典礼除了现场著名作家云集是亮点的话，苏童在现场的读书沙龙性讲故事是非常值得回味的内容。 然后他再次回到“现实与文学”的话题，“在多重的理解之下甚至在多次的阐述之下，现实才会变得越来越壮大。这是所谓小说现实当中比较神奇的或者可以超出我们像万花筒一样的现实，越瞄越多。总之，我经常听到关于关注当下的舆论，但是我不觉得这个舆论是有错的，我一直觉得关注当下现实是有方法论的。这个方法对了才能关注现实，创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就是寻找这个方法。最后我想说，今天的现实一定会成为明天的文学。” 201 年是作家苏童的回归和再出发之年，这一年，他贡献了《黄雀记》，令读者们再次领略了一个杰出小说家的叙事功力。 另一位凭《耶路撒冷》赢得本届年度新锐作家大奖徐则臣，今年 6岁，他回应了关于“新锐”的理解：“很多年前，葡萄牙作家萨拉玛戈在60岁的时候写了一部小说，叫《修道院记事》，整个欧洲为之惊呼，说一个伟大的新锐的作家出现了。 “新锐”与作家年龄关系不大，与作品关系更大。虽然现在只是一个两岁半孩子的爹，哪怕是一个25岁孩子的爹，只要能写出堪称新锐的作品，也可以被称为新锐作家。” 201 年，翟永明的诗集《行间距》被赞为“闪烁着高调而隐忍的光芒”，翟永明本人也被认为是“80年代以来先诗史上少数几个真正做到将恪尽词语，也恪尽时代精神，恪尽种族鲜明样式，自身终得以成为一种塑造，一种疼痛，一种追问，一种深歌那样一类经典诗人”，她赢得本届年度诗人大奖。 因历史文化大散文《瞻对》，阿来在16名专业评委中赢得10张选票，远远超出竞争对手。对于《瞻对》，阿来说：“中国是一个大国，永远有一个特别漫长的边疆，这个边疆一直是在冲突当中逐渐完成这个国家的构建跟中华文化的交融。所以，我觉得即便在太平盛世的时候，我们也要关注到边疆地带，我自己仅仅只是做了这么一点工作。” 本届大赛一大亮点是“年度致敬作家”大奖最终颁给了201 年逝去的诗人们，他们是牛汉、雷抒雁、韩作荣、郑玲、纪弦。 该动议来自李敬泽先生的提议，201 年许多诗人远去了，“诗人的肉体已然远去，但是他们的文字和精神还在”，应该向他们致敬，该提议得到全体评委的赞同。在颁奖式上，诗歌理论家吴思敬代表评委组向逝去的诗人们表达了敬意：“五位诗人离我们远去了，但他们的诗将伴随着我们的时代而长存，成为诗歌精神不灭的象征。” 几位作家谈及络和文学的传播时，各个年代作家的写作气质这个命题被苏童再次提及。 “主观上我一直认为70后作家跟60后作家写作气质，甚至精神气质都是非常相近的，80后作家跟60后确实是非常遥远的，我觉得确实有代际感，因为70后作家是一个这么特殊的一个群体，当别人在夸大70后与60后、50后的不同的时候，似乎想想他们也有他们的出发点和角度。” “说到那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一直所说的关于写作资源、记忆，包括时代对人的影响。我们现在习惯把某一个时代划为大时代，某一个时代描述为小时代，我不觉得我们60后或者50后作家一定占据了大时代留给我们宝贵的、可值得书写的资源，因此会有什么因果关系导致你的某种写作质地或者制造你的某种写作质地？我觉得不存在。” 苏童提到《战争与和平》这样的洋洋巨著，这样伟大的作品成为某种标杆 一个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如何记述那个时代。 “但是现在我们谈论《战争与和平》，谁能记得住关于他写的战争的场景？很多人能记到某个舞会，甚至有人只记住女主人公，如我印象最深的是描写俄法战争，即拿破仑跟俄罗斯的战争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细节，我特别喜欢拿它来说事儿，他们写到一个法国的士兵处决他，有人道主义，把他脸上蒙一块布，不让他看见枪口，然后跟他说你有什么临终遗言，结果那个法国士兵说没有什么，请你把我这块布扶正，因为它是歪的。” “这样一个细节，一个法国人，一个法国士兵，不用去塑造人物形象，就这一个细节你永远不会忘记。一个宏大叙事的作品被人记住的就是这么一个小的点，不是以宏大来击败你的，恰好也是细小的那些东西来击败你，这也是我的一个想法，我对所有的东西我不迷信，还是一个人跟时代之间那么一个很微妙的磁场，你得善待它，你得利用它。”（文／李黎） （：刘颖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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