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引人注意的是海外华人的创作物业

族群记忆中的历史回望

在2009年的长篇小说中，首先引人注意的是海外华人的创作，如张翎的《金山》，陈河的《沙捞越战事》，严歌苓的《寄居者》等，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它们在叙事形式上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但作者都立足于华人的生存记忆，借助域外的文化视角，打捞被遮蔽的历史，重新梳理我们的过去，从而在不同的族群文化中展示了中国人的精神特质和价值信念。

张翎的《金山》通过一家三代人在加拿大数十年的艰辛闯荡，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凸显了华人极为顽强的开拓精神，揭开了北美现代文明发展的另一种轨迹，揭开了西方文化中族群观念的沉疴与痼疾。陈河的《沙捞越战事》则以一种游侠式的轻逸之笔，演绎了一位华裔青年在“二战”中的悲剧人生，反思了西方文明掩饰下的族群观念。严歌苓的《寄居者》看似书写了旧上海的一段情感往事，一段充满了偶然与纷乱、忠诚与背叛的凄美情感，但浸透在情感之中的，仍然是不同国别、不同族群的男女，对自我身份的焦虑、困顿和感伤。

与海外作家有所不同，阿来的《格萨尔王》和王树增的《解放战争》等，虽然也选择了种族记忆作为历史的切入口，但更强调某种“正史”的审美化重构。在《格萨尔王》中，阿来以重述神话的方式，通过对藏族史诗的全新诠释，激活了格萨尔王在人性与人神、使命与伦理、权力与欲望之间的穷挣苦扎。藏民族特有的剽悍与野性、旷达与浪漫的生命气质，跃然纸上。王树增的《解放战争》既有还原历史真相的努力，又有人物个性塑造的冲动，使这部皇皇巨著具有正史的品质，但绘人绘事又颇具艺术功力。

个体记忆中的历史反思

在2009年的长篇小说中，还有不少面对个体记忆的历史反思之作。颇为突出的长篇有苏童的《河岸》，艾伟的《风和日丽》，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莫言的《蛙》以及 浩的《离骚》，廖琪的《茶道无道》等。

《河岸》和《风和日丽》都是以“寻根”作为基本线索。《河岸》仿佛一曲散板，注重诗意的想象和话语的漫游气质，叙事话语仿佛金雀河里的河水缓缓而流，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沉郁舒缓而又忧伤惆怅的美学韵致。《风和日丽》的叙事话语则明显带着理性思辨的意味。[NextPage]

莫言的《蛙》试图通过一种自我叙说的方式，来演绎姑姑的传奇人生，表现了乡村文化伦理的巨大冲突。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展示了杨百顺一家三代人从“出走”到“回归”的过程，带有很强的寓言色彩。 浩的《离骚》以一个叫王一花的女人异常妖娆的一生，将隐秘而又尖锐的历史，巧妙地附着在一个卑微的个体之上。既有肉体的疼痛，又有灵魂的撕裂。廖琪的《茶道无道》则将中国人的茶性精神与深邃的传统文化紧密地交融在一起，以茶喻人，又以人写茶，通过淡泊高远的茶人从容地穿过历史风云，展现了传统茶性精神特有的魅力。

现实伦理中的深度追问

预计每吨降350元 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对底层民生的思考，一直是很多作家的叙事目标。在2009年，还是有少数作品给我带来了内心的震动，尤其是刘醒龙的《天行者》和王跃文的《苍黄》。

《天行者》围绕着一个偏远山区小学里几位民办教师的转正问题，生动地展示了中国乡村知识分子执着、坚韧而又质朴的精神品质，演绎了他们无奈而又无望的命运际遇，在揭示中国乡土教育沉重与悲凉的同时，也传达了作者对乡土社会中文化启蒙的尖锐反思。

王跃文的《苍黄》将叙事置于基层官场的内部，以县委办公室主任李济运作为一个纽带人物，演绎了基层权力体系中的种种潜规则和人生悲喜剧。在那里，有自高自大且又附庸风雅、老谋深算而又不择手段的“刘半间”；有老实本分而又奢望权力、因升官梦而最后发疯的“刘差配”；有刚直清廉却屡遭暗算、最后不得不自杀的舒泽光；还有红黑通吃、变商为官、强取豪夺的煤老板。小说隐喻了权力对人 望的诱惑，具有强烈的警世意义。

曹征路的《问苍茫》以深圳一家台资企业工人罢工为契口，揭示了现代资本运作的吊诡与冷酷，展示了市场时代的现实困境。

还有不少作家面对欲望化的生活，从人性深处进行了反思。温亚军的《伪幸福》、钟求是的《零年代》、谢宗玉的《伤害》等，着眼于现代社会的新型伦理，从人物情感入手，以挣扎、逃离或变异的方式，揭示了现代都市背后的生存困境，凸显了现代文明与个体幸福之间的失衡状态。

（：李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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