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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不太认同萨特的地方主要有两点：一是历史会朝着一个必然的目的地发展，二是人类社会会达到完美状态。他认为，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就会有反抗。

萨特

加缪

萨特与加缪的对峙蓄势已久，而考虑到他们的观点如今之迥异，这几乎无法避免。1951 年，加缪发表了长文《反抗者》（The Rebel ），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反抗与政治行动主义理论。

加缪不太认同萨特的地方主要有两点：一是历史会朝着一个必然的目的地发展，二是人类社会会达到完美状态。他认为，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就会有反抗。每次革命颠覆了一个社会的弊病后，就会制造出一个新现状，并慢慢形成自己的过分行为和不公正。每一代人都有一种全新的责任来反抗这些，永远都会如此。

更重要的是，在加缪看来，真正的反叛并不意味着去追求“山巅上的光辉城市”这种狂热愿景，而是意味着对那些已经变得不可接受的现实状况加以限制。比如，一个一辈子都受人役使的奴隶，突然决定不能再这样了，然后画下界线，说“到此为止，但不会再进一步”。反抗是对暴政的一种遏制。随着反抗者持续对抗新的暴政，一种平衡便被创造了出来，而这种适度状态，必须要不懈地更新与维持。

加缪这种自我调节式的无限反抗是个动人的愿景，但也当然会被视为对苏联及其支持者的攻击。萨特很清楚，在一定程度上，加缪是在针对他，而且让他感到无法原谅的是，加缪竟然会在如此危急的历史关头做出这种正中右翼下怀的事。《摩登时代》不评一评这本书，显然是不行的。但是，萨特不太愿意抨击老朋友，所以他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他的年轻同事弗朗西斯·琼松。琼松把加缪批判得体无完肤，指责《反抗者》是在为资本主义辩护。加缪写了一封长达十七页的“致编辑的信”—编辑当然是指萨特，不过没有指名道姓—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他谴责说，琼松严重歪曲了他的论点，并补充道： “我都开始有点儿厌烦看到自己……被一些只会对着历史空想的评论家没完没了地教训了。”

被这么一挖苦之后，萨特愤而写了一份他自己的回应，对加缪进行了长篇大论的人身攻击，而且情绪异常激动，即便以他近来的标准，也显得有些过分。那就这样吧，萨特说；他们就此绝交。当然，他会想念加缪，尤其是记忆中那个战时抵抗运动时期的加缪。但现在，他的朋友已经成了反革命分子，重归于好已无可能。政治又一次压倒了一切。

对于萨特的回应，加缪没有发表回应，不过他确实起草过一份。这之后，沉默再次降临。好吧，不完全是，因为自从这次著名的反目发生后，专门研究此事的书籍和文章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把这次冲突分析到了最后一个标点符号。这场被视为定义了整整一个时代和思想环境的争论，经常被夸张成一出扣人心弦的戏剧：“做梦的男孩”萨特追逐着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在遇到加缪这位不但目光敏锐，还碰巧更酷、更聪明、更帅气的道德英雄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么当故事讲是很精彩，但我认为，还可以从一些更加细致的角度来思考这场争论，而且努力了解一下萨特的动机，问一问他的反应为什么如此过激，不无裨益。多年以来，萨特一直因政治观点而饱受压力，被嘲讽为腐朽的资产阶级，但后来，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整个世界。因此他认为，抛弃对加缪的个人感情，是他的责任。个人感情是一种自我放纵，必须被超越。就像海德格尔在他的《存在与时间》阶段那样，萨特也认为，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地坚决起来：搞清楚必须要做什么，然后去做。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加缪会选母亲而舍正义，但萨特认定，既然他的朋友背叛了工人阶级，那么选择他的朋友就不对了。过去曾经很喜欢加缪的波伏娃，也采取了相同的态度：《反抗者》是在历史关键时刻故意送给他们的敌人的一件礼物，决不能漠然置之。

这场争吵，让加缪心烦意乱，而且还正赶上他人生的一段艰难时期。他的个人生活很快急转直下，婚姻出现了矛盾，写作出现了瓶颈，而他的家乡阿尔及利亚则陷入了战争的恐怖之中。1956 年，他借一部中篇小说《堕落》（The Fall ），表现了自己所经历的危机。这部小说的主角“法官／忏悔者”，以前是一位初审法官，但决定坐下来，审判一下他自己。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酒吧里，法官连续几个晚上向一位未具名的叙述者讲述了他的人生，并在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中将他的讲述推向了高潮。某天晚上，他在巴黎看到一个女人从桥上跳了下去，未能出手相救。他无法原谅自己。法官承认他有罪，但另一方面，他似乎觉得这赋予了他指出别人之罪的道德权威。他告诉对话者—毫无疑问就是我们，他的读者—“我越是指责自己，就越有权来审判你。”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说的就是加缪自己。

萨特和波伏娃不是《堕落》中的主角那样的忏悔者，但他们意识到了未来会向他们投来严厉的目光。“我们觉得自己会被蒙着面的后人评判，”萨特在1952 年写道，并补充说，“后人会长期审视我们，我们的时代会成为他们眼中的一个对象。” 波伏娃在她的最后一卷回忆录中也写道，她曾经觉得自己比以前的作家高一等，因为很明显，她知道的历史要比他们多。但接着，她登时醒悟到了那个再显见不过的事实：有一天，她这一代人也会接受未来标准的评判。她明白，她的同时代人必将面临历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后来所谓的那种“子孙后代的巨大优越感”。

不过，萨特仍然坚信，人必须要当机立断。如果因为害怕犯错就骑墙的话，那么你绝对会犯错。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言：

正如哲学家所言，生活只能倒着被理解，这完全正确。但他们忘记了另一个命题，那就是生活必须正着被经历。如果好好思考一下这个命题，你就会意识到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地及时理解生活，因为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我们根本无法找到必要的参考系来理解它。

这种静止和沉思的点，永远不可能存在。在萨特看来，和一切事物一样，在政治中，正确的方向从来都是往前—即使往前的路带着你拐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儿，即使你走得太快，根本无法完全掌控，也只能向前。

选自《存在主义咖啡馆》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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