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写给罗振玉的信中提到

不管颜色多么艳丽都要和谐。他还说 这一天，王国维在写给罗振玉的信中提到:“节赏已下，明晨须入内谢恩。”这里的“节赏”，是指逊帝溥仪过年时照例发给的赏金。虽然此时溥仪已经退位1 年了，但按照《清室优待条例》，还仍旧住在紫禁城里，还是可以给予其任命的一些官吏发一点“年终奖”的。王国维于192 年4月经溥仪任“南书房行走”，自然也领到了这份奖金。 大年初二，王国维入宫叩拜溥仪，行“入内谢恩”之礼。除了叩谢皇恩之外，他还连夜修书一封，感谢远在上海的蒋汝藻。原来，就在除夕当天，王国维收到了由蒋氏托兴业银行送来的一份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的“礼物” 黄绫裱《观堂集林》一部、连史纸大开本特制《观堂集林》四部、普通毛边纸《观堂集林》 0部；共计 5部刚刚印制完毕的王氏大著。我们知道，由蒋氏印制的《观堂集林》20卷本，是唯一一种王国维生前亲自审校过的版本，学术界通称为“蒋本”，有别于在王国维逝世后，经罗振玉、赵万里编校的《观堂集林》24卷本。这部“蒋本”的版本价值自不待言，关键是在1927年投湖自杀的王国维生前，能看到这部著作的问世，也是颇为难得的。试想在新春佳节之际，能看到自己的著作以三种不同装帧方式印制完毕，此时此刻的王氏心情，一定是激动兼感动吧。 除了在信中，开篇即送上“献岁发春，敬维起居多胜”的吉祥祝语之外，王国维迅即表示将与友人、书商接洽，投入到新书的销售工作中去。信中称“待与森玉、叔平接洽后，能销若干……再交富晋可也。”信中提到的“森玉”，指徐森玉(1881 1971)，浙江吴兴人，是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信中提到的“叔平”，指马衡(1881 1955)，浙江鄞县人，字叔平，是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金石考古学家，时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徐、马二人皆与王国维有过学术交流与交往，《观堂集林》请二人在学术圈子里、大学师生中予以推荐，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信中提到的“富晋”，则是指北京著名的富晋书社，冀州人王富晋(1889 1956)开办的这个书社，活跃在京沪两地，不但收购各类古籍，也兼营各类书籍的代销。这位书商与蒋氏有过交道，也曾登门拜访过王国维，托其代销事，蒋、王二人之前也早有商议。 由此可见，王国维对资助其出书的蒋氏不但心存感激，而且迅即要以实际行动来支持该书的销售，以期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回款给蒋氏，以冲抵印制成本。即使在春节期间，这位大学者也没有只顾着居家欢度佳节，或者埋首于学术研究；他一方面要忙不迭地“入内谢恩”与访友贺年，另一方面还是要将自己新书的销售渠道进一步落实。 虽然我们不能确知当年溥仪的“节赏”数额究竟是多少，但除夕当天收到自己新书的王国维，极可能就在大年初二“入内谢恩”时，就毕恭毕敬地给逊帝呈上了黄绫裱《观堂集林》特制本一部罢。因为在此之前，王、蒋二人的通信中，就多次提到这部“黄绫裱本”，就是所谓的“进呈本”。看来，1924年的春节，这样一个90年前的春节，王国维不但有得到逊帝“节赏”之喜，更有自己新书出版之喜，可谓双喜临门，大吉大利。忙虽是忙了一点，但确也忙得不亦乐乎哩。 王国维师友合照，照片中有罗振玉、王国维、绍英、陈宝琛、郑孝胥、朱益藩等诸多名流，约摄于1920年后的北京。 （：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