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鱼不知水

俗话说鱼不知水，人不知风，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背叛与逃亡让胡兰成有了许多意外的视角，撬动了许多在“内侧”看不到的边界。

今天是陈丹青题字、胡赳赳作序的《胡兰成全集》正式出版的日子。比起此前台海两岸陆续推出的“胡作”种种，《全集》不仅终于呈现了这位迂阔才子的文章完貌，且将他越半生而得、最引以为豪的洋洋８０余万言政论文章收在了“甲辑”。这是颇为难得的举动，它说明编辑者开始试图把这位作者的思想，而不是他的情史推送到读者眼前。

许多历史名人，我们都能开门见山地议论，对另一些人，则隔山绕海也难于启齿。背负了“家国”与“男女”之双重债务的胡兰成就是后者中的典型。如陈丹青所说，他是一个“出了土也不便谈论的人物”。事实上，你甚至很少能想到把这个名字从“张爱玲”那里切出来。在许多张迷眼中，他只是“张学”叙述史上的一抹暗影，一个以一厢情愿来烘托“女神”高冷气质的丑角罢了。他的拥趸多忙于口水战，而忘记了喜欢或讨厌都是被“理性”的“学问”所排斥的修辞。可以说，尽管自他的私塾弟子“朱家姐妹”（注：指台湾三姐妹作家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起，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确回响着“胡调”的流风余韵；尽管“胡调”不仅仅是与“张腔”纠缠不清的文体风格，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世界观、文化观和政治观；尽管从早年流离家乡、旁听燕大课堂自学成才到抗战时成为汪精卫的笔杆子、从４０年代以教师身份在国内辗转逃亡到赴日本与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和数学家冈洁共筵讲席，他始终“志在天下，以士自许”，更在去国后井喷一样地写出大量的作品，野心勃勃地打造了一幅宗教、哲学、文化、美学与政治浑然一系的“中华礼乐风景”，从本体论、认识论到方法论，为中国乃至世界之未来宣示文明之路，启“祭政一礼”，究“华夷之辨”；尽管他一生纵论天下，从上古三代说到“美苏冷战”、从东亚文明之异同说到战后日本重建、评点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功过、给蒋经国、麦克阿瑟和邓小平递策论，甚至胡适和铃木大拙的禅学论争也想来隔空参一脚……一个基本的事实却是，“胡兰成”从未被现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正式承认过。

自从做了那些选择，他的“志业”之无解就是注定的。但，在这个“所知已多，所感却少”的时代，撇下“张迷”“胡迷”的意气之争和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换个角度阅读此人或许别具意义。俗话说鱼不知水，人不知风，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背叛与逃亡让胡兰成有了许多意外的视角，撬动了许多在“内侧”看不到的边界。王德威曾经提示，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政治现象，此人实应被放置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光谱中来谈论。从尼采、海德格尔到保罗·德·曼，从甘地、泰格尔、永井荷风到三岛由纪夫和铃木大拙，从章太炎、周作人到熊十力，从柏格森到T·S艾略特，人类时空步入现代以来，始终有一群人在不懈地挞伐“科学主义”的技术治国术，并试图寻找一种既非返皈封建帝国、又不苟同于“西方人的自由民主”的更好的生活方式。这一类努力后来被人文学科称为“反现代的现代性”，其鼓吹者都才智横溢，在二次大战的旋涡中对人类的总体事业和终极问题怀有无限情热，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背负了污名。海德格尔选择了纳粹、周作人选择了变节，这些事件所辐射的伦理创痛远远超越了个人荣辱的层面，而指向一个世纪性和世界性的主题：那些试图成就乌托邦的美好蓝图为什么走向了自身的反面？

回过头来，胡兰成的天马行空，也就扎根于此。纵观《全集》，你会发现他上述人物共享着同样的目标和思想语境。无论敌友，都称他文采斐然政论如诗，对于“诗”是什么却很少打上问号。他那极致的抒情 、知识幅度和看似来自于才子佳人的滥套、实则极难模仿的修辞风格，究竟从何而来？哈佛学者王德威把他放入“中国的抒情传统”中，然而真的存在这个一以贯之的传统吗？同为把传统美学那一套“色空不二”“多情似无情”的辩证法运用得娴熟流丽的人物，胡兰成谈禅论道的方式与革命诗僧苏曼殊是否同出一辙？……这些问题不仅是文化性的，也是思想性和政治性的，因为自古以来，诗学也就是政治。1908年生人的胡兰成，自认是民国文化风、五四风乃至更古老的“文明革命”的继承者，而我们知道，“晚清”、“民国”和“五四”的狂狷很有几分是魏晋式的。学者田晓菲提醒我们，在南北朝时代和19世纪之间有一条回旋的通路。它们都是人口流动、国族碰撞、语言系统被撕裂又重生的时代，而文明和野蛮的归向却堪堪颠倒。这两个版块之间扰人又迷人的联系，同样是胡兰成心心念念的结点之一。

这个内在的地图，以及《全集》对胡兰成书信的整理，也让他经历中另一个乏人关注的区域浮出水面，那就是与“新儒家”成员唐君毅、钱穆、牟宗三、徐复观等人的交集。特别是与谦谦君子唐君毅的终身之谊和两人从５０年代起持续十余年的书信论争，是胡兰成经历和思想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当事人的相惜之处与相争之地不仅仅关涉到国学的现代生存问题，也涉及到如何看待哲学、宗教和文学在现代世界的存在方式。我们知道，传统中国的稳定的宇宙天观在近代就崩溃了。在一个壁垒森严的学科分类体系中，本不分家的宗教和哲学、文学与思想开始自说自话，而不幸的是，试图讲述一个“圆融”的中华故事的新儒家学者，也正是这一体系无奈的建构者之一。可以说，胡兰成称钱穆、唐君毅等人呕心创办的“新亚书院”有一股道学气，他们面向西方的中华文明宣言中则暗含着某种首鼠两端的心态，并非无的放矢。他要问的是：当我们用一种得了硬化症的语言讲述中国文明的故事、责备西方人不能思修交尽、难于清真俭疏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否也早已入其毂中？

这让我们想到周作人的弟子废名和唐君毅的老师熊十力在４０年代的那场佛教论争。将《废名文集》和《胡兰成全集》并置阅读，会发现原本不分家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之间的时代擦撞，在国族战争的现场和余热中构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观。他们称天数与战争不会毁灭人类的未来，而物质崇拜和核弹爆炸却能；他们试图恢复现代人的直觉能力，又试图让直觉转化为思想；在全民救亡之际，他们讽刺声光化电、抱怨“现在的人们连月亮都不看”的声音是那么不合时宜，却又充满了未来性：今天，我们或者低头看手机，或者在手机里面看月亮。

这是一个与张爱玲没有太大关系的胡兰成。事实上，“胡调”的“风景”，从来都不同于“张腔”的“浮世”。客死美国的张氏，一生的心魂离不开上海，而那个荡子则把他的出生之地和流亡之所都写出了原乡的味道。在日本夏夜的庙会上，他说，那夜中的烟花，一记一记地打在山上，把山也打出意思来了。

1974年，胡兰成回到台湾，受聘为中国文化学院终身教授，后又遭到当地文人的“围剿”，逢作家朱西宁襄助，写成了“重解公案”的《禅是一枝花》。这是他最后一次的“落难”与“觉悟”。１９８１年他去世后，有禅师阅其文，说这人是真悟了，我们且姑妄一听。但若真的静下心读过他一生的文字，有一点倒是可以确认的：作为戏弄人间的狂徒，他知道游戏里的血是真的。他说，“天道惊险，人事惊艳”。说印度佛子辩学问，输者当提头来见；又说，日日是好日。放之四海的空梦，归来不过是一个“我”。不论被认为“三流政客”还是“轻浮文人”，不论他的文字是“菩萨大愿”还是“巨额伪钞”，假假真真、知或不知的事情，他本人都已承认并领纳，这便够了。

    （实习编辑：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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