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位置位置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之所以重又谈起，是因为当下文坛思想的贫乏已成为不断滋长的倾向，我们议论文学的突破与超越，呼唤原创性，呼唤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时都无法绕开这一问题。

在思想与生活的关系上，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这种说法的有效性值得怀疑。对于许多不缺生活积累，擅长经验写作，长期生活在下面的基层作家来说，显然无的放矢。有了生活却不见得一定会有好作品。时下不少作品有生活，却无新意；会讲故事，却不会提炼意义；即使能够读下去，也很难再回味；对此，与其强调生活是硬道理，不如强调思想也是硬道理更为适宜。变革年代是一个探索的年代，人与生活极不稳定。要在变幻无常的生活流中做出深层的艺术发现，更需要仰仗思想的穿透力。苏东坡写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生活写生活很难超越时空，写出“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探索年代的生活真谛。缺乏足够的思想储备，即使“身入”到生活中，由于未能“心入”，则无法“深入”，同样茫然无措，陷入惯性写作或复制生活的困境，难有大的突破。

在思想与艺术的关系上，强调文学的思想性与文学的公式化、概念化并没有必然联系。文学的思想性不同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的思想性。文学的思想性是与作家的生命情感体验、艺术直觉以及作品的艺术形象融化为一体的。肯定一部作品的思想价值的同时也意味着对其艺术价值的肯定。作家的思想秘密就隐藏在“怎么写”“写什么”的艺术话语中。愈是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融合度愈高，而且，在这种融合中，其思想性的生命力往往占有更突出的地位。现代作家中仅就审美感觉的细腻、文笔的优美、生活积累的厚实、学问的专精等方面而言，与鲁迅相当甚至超过者不乏其人，但整体上看却无法与鲁迅媲美，其原因就在于鲁迅作品思想的深刻性无人比肩。鲁迅的思想被赋予深沉悲壮的情感力量，他是文学家中的思想家，又是思想家中的文学家。

在一些人眼中，我们所处的是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时代，一切服从并依赖经济，对思想的需要已不那么迫切了。确实，在一个社会冲突缓和、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文学会丧失它在攫取社会题材方面的新奇感和震撼力，因而易于“弃思”而趋向艺术性、娱乐性。社会生活的安宁、温馨、闲适也促使人们转向注重文学的娱乐功能。作为对曾经过于严肃、单一社会使命沉重的文学的反拨，这也无可厚非。但文学的沙龙化、影视化、络化、小品化、浅俗化也带来了“过度娱乐”和“玩技巧”的问题。当文学被脑筋急转弯式的搞笑包围、不动脑子的艺术泛滥时，会损害一个民族智力的健康。实际上，我们仍处在一个充满问题的前现代社会，文学服务器开一组满一组无法摆脱被问题缠绕的命运。 “五四”时期的“德先生”“赛先生”在今天依然年轻，中国还没到养得起思想懒汉的文学年代。

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动物，就在于人有思想、会思想。因此，也可以说文学是人的心学、灵魂学。而且，文学家的思想还应该不同于一般人的思想，他应具有独立的思想。人们现在都认同“个人化写作”，却忽略了“个人化写作”的前提：有独立思想的个人。何谓独立思想呢？我以为首先是自觉的个性意识，其次则是个人独创的思想。当代中国作家在这两方面都存在先天的不足。个性意识，过去曾迷失于“从属政治”，现在却越来越多地迷失于从属经济和市场。政治人变成了经济人，两者都是文学的个性意识的丧失，都是人的独立人格的丧失。在共同的名利场的追逐中，人的个性自由、个体价值面临重新丧失的可能。在“个人化”的大旗下，正上演着新的无个性的“群体化”狂欢。再看又有多少个人独创的思想呢？对哲学经典特别是对西方现代哲学经典的简单复制与图解成为时髦，这显然与个人独创的思想无关。在小说中以议论、说教、摘抄的方式来装扮哲理性，掩饰思想的苍白，这比前面所述简单地复制生活离艺术更远。其实，作家思想的独创并不意味着要文学去和哲学一比高下，只是要求文学作品中任何哲理都应从艺术形象内部生长出来，必须经由形而下的人生情感体验的过滤、浸染、发酵，必须与艺术形象融为一体。当说到一部作品的思想就必须回味整部作品时，这思想就应是作家的独创和专利，而不论这思想经归纳后是否可能与某位哲学家的观念雷同。离开了个人独创的思想和自觉的个性意识，只能是一种“伪个人化写作”。

现在提出寻找有独立思想的个人，就是要为“个人化写作”“招魂”，而不是像倒洗澡水连同小孩也一起倒掉那样对“个人化写作”作简单否定。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意识到，魂不是一招就能回，思想也不是一呼唤就出来，中国人要普遍成为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个人”还要走漫长的路，重建文学对思想的信仰将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一种正确的思想、一种有益的文学潮流，总会经过“适度”与“如运费4万元过度”的反复，或者说“适度”总是要以“过度”为代价才能走出恶性循环的怪圈，得到健康的发展。回头看，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新时期文学，那时的文学充溢着对思想的信仰，思想对于文学有着起死回生的意义。但在后来的发展中，思想渐渐淡出，文学又建立了对审美和艺术自身的信仰，由此获得了长足进步，这也是亊实。然而，现实的状况是：思想淡出引发的思想贫乏症的蔓延滋长，又制约了文学的更大进步，以至重建文学对思想的信仰成为当下一个迫切的问题。

从文学实际状况来看，除了思想的贫乏，还有思想的混乱。文学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思想支撑呢？这是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更需要创作个体的长期的多样的文学实践去探索。文学的思想性写作必须有人坚守，否则，人们期待和呼唤的当代文学经典就会落空。令人欣慰的是，一些作家早已开动脑筋，开始了这样的文学的思想探索实践。作家张炜用一系列长篇小说，艺术地表达他对“现代化运动”的独立思考，坚守着他对田园诗意的眷恋。作家陈应松以厚重的神农架系列小说，经由从现代还乡的路径，揭示了人的生态和心态双重荒漠化的“现代病”。他们的文学探索，已参与到我们时代的现代性探索的合力中。他们的作品尽管仍然存在可供讨论的地方，但所蕴含的给人启迪的思想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不能要求文学一定要提供真理性的答案，文学的思想探索中的困惑、苦闷、彷徨、焦虑以及逆潮而动的批判锋芒本身，较之精致华美的“弃思”与平庸来说，有着更高的独立艺术魅力。

可以将“面朝黄土背朝天”这句话改为“面朝黄土心朝天”，来说明当下文学的思想突破。这里，“心朝天”对应的是：思想观念的高度、艺术视野的广度；“黄土”对应的是：生活积累的厚度。“面朝黄土心朝天”这句话可以为本文作形象代言。生活的“黄土”永远是文学的泉源，但作家必须用心灵去审视和耕耘，才有可能产生“天高地厚”的文学经典。每一次对生活的新发现，每一次艺术上的新突破，都以思想上的突破为先导。思想能走多远，创作才能走多远。

（：郭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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