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啸垂帘之患散文

摘要：宋朝的垂帘听政和历史上所有的垂帘听政一样，其要害都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攫取权力，破坏政治秩序，其结果都是害国害民。 一提起垂帘听政，多少有些一些历史知识的人便会立即想到丧权辱国的慈禧太后，接着又想到中国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想到心狠手辣杀害韩信的吕后。吕后虽然心狠手辣，但除掉韩信对维护统一仍有一定的意义。武则天对中国历史的推进，自有其特殊的贡献。即使是丧权辱国的慈禧太后，也曾有过进行革新图强的举措。只是在西方列强已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其革新图强就显得小儿科了。更何况任何资产阶级式革新，势必会影响到封建王朝的根本权益，当一门心思维护自己权益和地位的慈禧太后，毫不心慈手软地屠杀了“戊戌六君子”，囚禁了主张变法改革的光绪皇帝，其结果，中国就只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了。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垂帘听政时间最久、危害程度不亚于慈禧太后的，当数宋朝。在宋朝，无论北宋南宋，几乎每一个皇帝的身后，都有一个皇太后、太皇太后或者皇后在那里指手划脚，有的甚至也做过令人垂涎的武后梦。垂帘听政，成为宋朝的一道政治奇观，可列出一长串这样的记录：

真宗朝，刘皇后协理政事；

仁宗朝，刘皇后作为皇太后垂帘听政；

英宗朝，诏请皇太后同听政；

神宗朝，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三后干政；

哲宗朝，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徽宗朝，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

高宗朝，吴皇后干政；

孝宗朝，李皇后干政；

光宗朝，李皇后作为皇太后问政，太皇太后干政；

宁宗朝，杨皇后干政；

理宗朝，杨皇后作为皇太后垂帘听政；

恭帝时，理宗皇后作为太皇太后臨朝称诏；

端宗时，皇太后听政；

末帝时，太皇太后听政。

北宋、南宋大大小小总共十六个皇帝，享受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听政、问政、干政待遇的竟有十四个。给皇子什么样的政治待遇，大抵由皇帝决定，为皇子选配什么样的妃子，那就是皇后的专利，这样，就从制度上使皇太后、皇后听政、干政的可能性和连续性得到切实的保证。自开国皇帝宋太祖之后，宋朝就一直内外交困、步履蹒跚，再加之连绵不断的皇太后、太皇太后或者皇后的听政和干政，使得孱弱的赵宋王朝更加不堪，内政党争不绝，外交割地赔款，内部的党争使外交懦弱，外交的懦弱又加速内部党争的频率。北宋中期，虽有范仲淹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这样图强自新的机会，王安石变法也的确提高了综合国力和外交实力，收回了失地，开拓了疆土，但由于反对变法的皇太后垂帘听政，对新法来了个一风吹，使变法成果毁于一旦，收复的土地又拱手相让。其后虽有绍圣绍述，恢复新法，但垂帘听政所遗留的新旧党争所产生的严重政治消耗，也消耗了历史的机遇；一旦皇太后推出个“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著名昏君宋徽宗，北宋就只能仓促收场，仓皇南窜，偏安江南。

到了基本是划江而治的南宋，国运本已式微，皇权本已消弱，再时不时地来个垂帘听政、皇后干政，听凭奸相擅政，注定了南宋的结局只有悲戚一途。当蒙古骑兵的铁蹄无情地践踏南国的土地时，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就只有陪着皇帝跳海，了却宋朝 00多年的基业。当初宋太祖赵匡胤是从柴家孤儿寡母手中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赵宋王朝，末了，竟是蒙古人从赵家的孤儿寡母手中夺取了江山，历史就是这样具有十足的讽刺意味。

当然，宋朝的灭亡自有其制度和体制的缺陷，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历史罪责都加到垂帘听政上，但垂帘听政的祸患则是显而易见的，它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创伤也是难以弥合的。

北宋、南宋败亡的历史对此做出了结论。

紧盯一个“权”字

宋朝从立国起，似乎就注定国家大事由太后说了算。

赵匡胤当皇帝刚刚两年，卧病不起的皇太后就把皇帝和宰相赵普叫到面前，评价儿子得天下的经验，总结出“能立长君，社稷之福”的历史教训，安排后事，交代赵匡胤要在死后传位于弟弟，并当场要赵匡胤和赵普立约为誓，收藏于金匮，命可靠的宫人掌管，开启了兄终弟及、立年长之君的先例和传统。这位皇太后的安排不无道理，但也开启了皇太后干政的先例和传统，为后来连绵不断的垂帘听政做出了示范，树立了榜样。

首开干政和垂帘听政记录的是真宗的老婆、史称章献后的刘氏。时下不是有男人通过征服天下来征服女人、女人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天下这么一说吗？这一逻辑，尤其适用于封建王朝。一般说来，女人要征服男人，要么善于撒娇，刺激男人的兴趣；要么敢于耍横，矮化男人的意识；要么另有特长，引起男人的注意。虽秀丽但端庄，虽懂史书但讲礼教，到了床上也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的女人，男人是没有多大或长久兴趣的，一旦占有，也就罢了。平常人家是这样，皇家贵胄也不例外。章献后属于有特长者，此女“性警悟，晓书史”，真宗退朝后在宫中看各地报来的奏章，常常看到半夜，章献后就陪着看，朝廷的事都能记得清清楚楚；后宫有什么事，能回答得明明白白。真宗长期有病不能臨朝，朝廷“事所决于后”。恰在这时，一件突发事件巩固了章献后的地位，为后来的垂帘听政奠定了基础。

民间妇孺皆知的宰相寇准秘密奏请皇太子监国，获得皇帝批准，寇准一高兴，喝了个酩酊大醉，酒后失言泄漏了秘密。皇太子监国，意味着对皇后权力的限制，章献后毫不客气地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职务，而以丁谓代之。中官周怀政打算废除皇后，杀掉丁谓，仍以寇准来辅佐太子，被人出卖。丁谓便带着出卖周怀政的人找到掌管军事大权的枢密使曹利用，合谋杀死周怀政，把寇准贬为衡州司马。接着，下诏让太子在资善堂听事，带领大臣议论朝政，章献后具有最后的裁决权。真宗病逝，遗诏尊章献后为皇太后，全权处理军国大事。丁谓等人请章献后在别殿听政，也给章献后否决了，章献后就坐在仁宗的右边垂帘听政。可以笃定，所谓真宗“遗诏”，绝对是章献后的意见。

关于真宗“遗诏”，还有一段故事。太子在资善堂听事，而不让太子监国，章献后最后裁决，朝野都担心章献后会废掉太子。时任吏部侍郎兼太子宾客的王曾就做章献后的亲戚钱惟演的工作，说明太子安则刘氏安的道理，说服了钱惟演，钱惟演把这个道理对章献后讲了。真宗病逝，丁谓奉诏草拟遗诏，羽翼已丰的丁谓不愿照章替章献后背书，便建议去掉遗诏中章献后“权听断国家大事”的“权”字，其实是想与章献后争权。王曾为保太子安全即位不出意外，则反对去掉“权”字。王曾这么一说，没有谁敢再说去掉这个“权”字了。一个“权”字，最直接地显示出朝廷斗争的要害所在。

有权便能呼风唤雨

史称当太后臨朝，“权幸用事”，宦官和贵戚呼风唤雨，翻云覆雨，人人顾望畏忌。章献后任用内宫宦官外出查访，权倾朝野，横行无忌。庆历五年，山东盗起，朝廷派宦官为大使前往视察。回朝后竟说：强盗根本不足忧虑，兖州的杜衍、郓州的富弼，山东人非常尊爱他们，这才是真正可忧虑的。章献后便想以此为借口把他们赶到淮南去。参知政事吴育争辩反驳说：强盗当然不足忧虑，小人乘机想搞掉大臣，这样的祸害才是不可抵御的。章献后这才作罢。

不仅如此，章献后对于像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这些公认的贤相，则“颇挟其才”。王曾为相时，对其娘家的七姑夫八大姨多有抑制，章献后找个借口便把他贬出朝廷。御史曹修古、杨偕、郭劝、段少连等对此事的论奏一上，章献后便把他们悉数驱逐。时任枢密副使的晏殊上疏论说张耆不可为枢密使，忤逆了章献后的意思，也被找茬赶出了朝廷。奸臣得志，贤臣被挟，边疆立功将士得不到奖赏，而平常赏赐丰厚的则是毫无功劳的宦官、医官和乐官，朝野议论纷纷，视为“三官”。

章献后与張耆的关系十分特殊。章献后不得意时曾经在張耆家住过，“耆事之甚谨”，怎么个“谨”法就只能去猜度了。章献后垂帘听政后，宠遇最厚的就是張耆，不仅提拔出任……还紧靠尚书省赏赐了一所七百间的大宅子，“安佚富盛逾四十年”。張耆在宅子里囤积百货，“与群婢相贸易”。張耆曾有受贿的丑闻，在他所有任职的藩镇，“人颇以为扰”。章献后宠幸这样的货色，的确让人猜疑。

与張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迪。当初皇帝欲立章献为后时，时为翰林学士的李迪说她出身寒微，不能母仪天下，章献立后把李迪恨到骨头里去了。周怀政发动未遂政变后，危及到太子的地位，众臣莫甘言，李迪挺身而出保护了太子，因此成为太子少傅兼任宰相。章献后垂帘听政，附会说李迪是寇准的朋党，把李迪贬为衡州团练副使。后来苏轼被贬为团练副使时，官府甚至不给他房子住。李迪由宰相而为团练副使，落差大的惊人，其景况可想而知。

章献后擅政的另一措施是封闭言路。前朝旧制，监司及藩镇官员无论内任或外任都要和皇帝见面赐对，这样官员有什么意见便可以直接上奏。章献后改为由宰相和枢密使代为附奏。判吏部南曹丁度上奏说，附奏并不能防止壅蔽，章献后根本不予理睬。

章献后也做过武后梦。她问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鲁宗道武则天如何主持朝政，人称“鱼头参政”的鲁宗道毫不客气地回敬说：武后是危及唐朝社稷的罪人啊。章献后默然了。当时有人请立刘氏七庙，章献后便假惺惺地征询大臣们的意见，熟读史书的众臣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还是鲁宗道不为认可，他的理由具有十分严肃十分吓人的政治性：如果立刘氏七庙，那么将来立谁家的皇帝呢？既然事关政权更迭，皇权易位，虽然有人为讨好章献后而献上《武后臨朝图》，章献后也不敢造次了。

宣仁后复辟

对赵宋王朝直接危害最大的，是把王安石变法成果一风吹的章献后的外甥女宣仁后。

王安石急风暴雨式的变法，直接并迅速地妨害了王公贵戚、豪绅、巨商及既得利益者的权益，遭到了他们激烈和广泛的反抗。而其权益的直接代表，就是后宫的统治者。新法实施的第七年四月，适逢久旱不雨，太皇太后、皇太后即宣仁后以及皇后依据其亲属的不实之词，加之宦官郑侠别有用心地绘制的惨不忍睹的《流民图》，把老天不下雨的罪责加在了王安石的头上，说只要赶走了王安石，老天就一定下雨。足不出户的两太后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神宗哭诉新法的种种“不便”，诬陷王安石变法是要搞乱天下。神宗及其父亲英宗并非仁宗嫡嗣，太皇太后对神宗的皇帝地位有相当的威慑，神宗只得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之职。之后王安石虽再次为相，但已得不到有心理障碍的神宗的有力支持，王安石只得再次要求罢相。王安石虽然罢相，但变法仍在继续，神宗和替代王安石主政的变法派还完善了新法之不足，并针对冗官和冗费，启动了官制和军兵保甲制的改革，实行了“新制”。

神宗在位十七年，改革十七年，取得了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的巨大成就。神宗病逝，政治形势立即逆转。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宣仁后作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宣仁后飞马召回反对新法的司马光和吕公著，越过内阁直接下诏敕戒朝廷内外新法的保甲法暂缓执行，这样关系朝廷政局和社会稳定的大事，竟也隔过了当初提出储立太子和宣仁后“权同听政”的宰相王珪等主政大臣。同时，宣仁后又急速召回年迈苍苍的文彦博，致文彦博的诏书上明确交代，“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急切地要文彦博推荐可以任用之人。她已经迫不及待了。

司马光是反对新法的一面旗帜，他在洛阳15年，名义上是专修国史，“自是绝口不论事”，但朝廷征求对新法意见的诏书一下，司马光立即上书论事，还写信指责宰相吴充。在司马光周围，聚集起一大批反对新法的朝廷重臣、大吏、士人，相互酬唱交游，时称“在野宰相”，整个一影子内阁。只不过神宗和变法派都忙于推行新法，创建新制，政治气度宽宏，不予计较罢了。但司马光他们就大为不同了，首先废除保甲法，半年之内，新法中的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等相继被废，国库所储存的物品全部卖掉，民众所欠的钱全部豁免。翌年初，这位老先生就因忙于废除新法就病倒了，还念念不忘“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所谓“四患未除”，就是新法的青苗法、免役法、将兵法以及对西夏的战事。老先生感到时日不多，专门交代吕公著一定要把废除新法继续下去，一定要在生前看到新法全部被废。原先均因反对新法被贬的守旧派大臣如范纯仁、苏轼、苏辙都反对仓促全部废除新法，建议应进一步考察其利弊之后再作定夺，反倒更坚定了这老先生全盘否定、全部废除的决心。苏轼反对废除免役法，认为免役法之类的法规自古以来都行之有效，一贯提倡开放言路、并与苏轼私交不错的司马光，对苏轼的意见大不以为然，苏轼就把自己的看法提到了政事堂上，司马光立即发火了。苏轼也不客气地回敬说，我所做的不过是你过去做过的，难道你做了宰相，就不允许我敞开说话了吗？但老先生实在等不及了，五日内下诏废除免役法，恢复了苏轼所说的使百姓不能专心务农、“贪吏猾胥（小官吏）得缘为奸”的旧法。再来看四朝元老文彦博。有两句诗是讽刺文彦博的：“无人更进灯笼锦，红粉宫中出佞臣。”所指之事是文彦博在蜀为官时，掺杂着金丝织成奇锦，通过宦官晋献后宫，从而得到了执政职位，曾被御史弹劾。公平地说，文彦博有安边定边功不可没，但反对变法的态度也是坚定不移的，是司马光影子内阁的重要成员，也是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所借重的元老大臣。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文彦博就是钟馗。

共 9548 字 2 页 转到页 【编者按】在家庭中，女人们似乎都有掌握男人的癖好和野心，而按“国家一理”的说法，身为一国之君的奶奶、妈妈或者妻子们当然也不例外，她们总想掌握那个拿着国家大权的人，满足自己与生俱来的虚荣和野心，这仿佛是容易理解的。然而小家庭和大国家毕竟是不能相比的，操纵那个拿着国家大权的人即是掌握着国计民生。历史上不乏深明大义和有深谋远虑的贤良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但像文中所举的大宋王朝中这些垂帘听政的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者实在可恶。她们往往把国家的政权和自己的私人爱恨及利益牵连在一起来处理，使得国内公正丧失，秩序混乱，最终将一个王朝推向末路。阅读本文，敬佩于作者丰富的历史知识和严谨而一丝不苟的书写，受益多多！问候！感谢支持春花秋月社团！期待您更多的佳作！【：黄雪琦】【江山部·精品推荐】

1楼文友： 21:59:45 学习欣赏！问候老师！

回复1楼文友： 11:54:10 朋友客气了！以文交友，不就是我们上论坛的初衷吗？

2楼文友： 10:20: 此祸加速了宋朝的灭亡。家国同理，今天一些官员的夫人不也是类似吗！历史的教训，在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

回复2楼文友： 11:58: 0 国家或者家庭要发展、要保持平衡，就需要有正常的秩序，而正常秩序的维持，靠的是国法家规。国法家规一旦被破坏，就会出现麻烦，甚至亡国破家。这应该是当今中央倡导依法治国的根本原因。

楼文友： 08:07:57 目睹了南宋王朝败亡的最后一幕，这一幕留给作者的伤痛显然是刻骨铭心的。 臣妾签名谢道清 句，难道不是对宋朝旷日持久的垂帘听政、最终导致一代王朝灭亡的强烈愤慨和有力讽刺吗？欣赏佳作。问好学习！

回复 楼文友： 10:51:51 欢迎光临，谢谢点评！

4楼文友： 15:05:11 其实女人的权力欲望绝不亚于男人，毕竟我们的祖先最早经历的是母系氏族社会啊。

回复4楼文友： 18:58:52 现在国外的女总统也有不少，甚至女国防部长都有好几个了，最厉害的当数德国女总理默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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