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文学方兴未艾覆盖

《东方剑》召开的法制文学研讨会，将对法制文学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以法制建设为题材的法制文学的兴起，是新时期以来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尽管法制文学是古已有之，元代的《窦娥冤》，明清的《包公案》，“三言”“两拍”中的“十五贯”等一类作品，以及近现代的《霍桑探案集》，都是著名之作，不过，总的说来，法制文学在以往的文学筵席中并不占有重要席位，它的引人注目的勃起，是在新时期以后。这是因为，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生活的制约。现代社会不同于过去的社会，不是专制的社会，也不是人治的社会，而是法治的社会，急切地呼唤着法制的加强，从而摧生了法制文学的兴起。在改革开放初期爆发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一个突出内容，就是对践踏法制现象的批判与反思。《大墙下的红玉兰》《神圣的使命》等作品，一时风糜全国。其时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发过一部名叫《刑警队长》的长篇小说，颇受欢迎，被称为我国第一部长篇推理小说。这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出现一系列深刻的变化，由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因而廹切要求加强法制建设，以法治国。在这样社会背景下，包括法制文学在内的法制文化呈现出空前的发展之势。加之法制文学作品表现的矛盾冲突，一般都较激烈，情节曲折，故事性强，引人入胜，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从而使它应运而长。时下，文学虽然走向边缘化，影响在弱化，文学格局可能有所变化，但文学是不会消亡的，新兴的法制文学可说是方兴未艾，仍处于一种发展上升的态势。

法制文学反映社会法制生活，弘扬法治观念，将文学的人性和法律的正义性融合起来，鞭笞假恶丑，歌颂真善美，激励人们对正义的追求，对人道的关注，对法律的持守。这类作品多取材于公安、检察、法院、海关、税务、行政执法、国家安全等法制建设领域和平常百姓的婚姻纠葛、道德冲突、财产分割等法律生活领域。法制文学的范围应有它的规定性，时下在这方面有一种泛化的倾向。只要见到作品中涉及到法律案件，就称其为法制文学。《水浒》中也写到一些司法案件，有人也就将其列为法制文学。这是不准确的。由于社会各方面生活是紧密联系的，篇幅较长的作品内容，往往要牵连到政治、经济、法律、文化、道德、宗教等诸方面，一部作品的属性，应视其反映的主要内容和主要题旨。倘若目无全牛，片面地取其一点，就说是什么小说，这样“一锅煮”的结果，反而模糊了各类文学的特点和个性，不利于文学的发展。法制文学应是指那些以反映法律生活为主的作品，那些主要是写其它方面社会生活只是对司法稍有触及的“涉法”作品，是不宜划入法制文学的。宽大无边的结果，看似壮大了队伍，实则稀释了它特有的价值和作用。

第一季度主要业绩： 发展法制文学，要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一是在“法制”上施力；一是在“文学”上努力。就法制上说，是要高扬法意识，真正做到有利于宣传法治精神，培养法治观念，引导法治行为。作品一定要与清官意识划清界线。社会主义时代，不再是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的时代，人民依靠法治来维护自身的权益。社会主义社会是“法大于权”，而不是“权大于法”。法制文学要果断地从几千年流传的“清官情结”中走出来，让人民对社会公正和政治清廉的憧憬，不是指望清官，而是依靠法治。同时，要拒绝人情观点。旧社会有个不好的传统，就是“人情大于王法”，如今人情关系仍然严重干扰法律的公正执行，法制文学要旗帜鲜明地予以否定与批判。

就文学上说，是要把焦点对准人。文学是人学。案件情节无论如何精彩生动，也只能作为塑造人物的背景和材料，不宜喧宾夺主。法制文学和其他类型文学一样，着重展示的是人性、人的性格和人的思想情感。如果说有什么要强调一下的话，那就是还要重视写出人的智慧。破案作品往往是在破除重重疑云中进行的，经历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方赢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佳境。我国现代侦探小说开拓者程小青说过：“小说是文艺的一种，大半是诉之于情感的，侦探小说却是一个例外——情感之外，还诉之于人的理智。”侦查、推理、断案一类法制文学所以有特别的吸引力，就在于它还具有理趣。写人，最高要求是创造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典型人物，如福尔摩斯、亚森罗苹、霍桑、波洛、亨特等人物形象。当这样的人物形象出现时，我国法制文学也就上了一个新阶段。为了写好人，还要重视想象力，发展虚构能力。没有出色的虚构，就难于有飞得高的作品。同时还要注意锤炼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没有好的语言，也难于成为艺术。

上海《东方剑》与北京的《啄木鸟》，是我国现有的两个主要法制文学杂志，在倡导推进法制文学上，无论是出人还是出作品，都做出了出色的成就，今后必然会有更大的贡献。

（：刘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