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创作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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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经衰弱开始

高二时神经衰弱，心悸。一到下午四五点钟就莫名其妙地恐惧，神经绷过了头，失去了回复的弹性，就衰弱了。精神状态很糟糕，没法跟同学合群。那种自绝于人民的孤独和恐惧长久地支配我，睡不着觉，整天胡思乱想，恍恍惚惚的，经常产生幻灭感。写日记成了发泄孤独和恐惧的唯一方式。从高二开始，一直到一九九七年真正开始写小说，我写了厚厚的一摞日记，大概就是在日记里把自己写开了。日记里乱七八糟，什么都记，想说什么说什么，怎么好说怎么说。后来回头看看，很多现在的表达，包括形式，在那些日记里都能找到差不多的原型。然后看小说，开始尝试，就这么顺下来了。高二时写过一个短篇，接着高三，压力大，情绪更加低落，又开始写。好像写了一个中篇一个短篇。

我一直想当个律师，高考的志愿一路都是法律，只在最后的一个栏目里填了“中文”。哪壶不开提哪壶，就这么一个“中文”，还是进来了，所有的“法律”都不要我。进了中文系我颇有点悲壮，整天往图书馆跑，看了一大堆小说，但到底想干什么，心里没数，小说也写，那更多是习惯，觉得应该写点东西而已。

正儿八经开始写小说是在大一的暑假，一九九七年七月。

阳光与阴影

一九九七年夏天，我的大一暑假，社会实践活动结束后我一个人回到学校，校园里空荡荡没几个人。学校为了安全和便于管理，把假期留下来的学生集中到一栋宿舍楼里，我和几个其他班级和系科的男生成了邻居。那个时候我如此迷茫，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只能看书。我的大律师梦显然没戏了。我对自己很不满，对念的大学也不满，整个大一我读书和学习都像赌气，因此成绩很好，书也读了不少。但这样的读书跟文学无关，而是与中文系有关，既在中文系，不读文学书又能干什么。我几乎是为读而读。

那个夏天的黄昏，我读完了张炜的长篇小说《家族》，穿着大短裤从宿舍里跑出来，很想找个人谈谈。我想告诉他，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我要当个作家。很激动，但找不到人说话，我在宿舍楼前破败的水泥上转来转去。当一个作家竟如此之好，他可以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用一种更准确更美好的方式。刚开始读《家族》，我就发现我的很多想法和书里的很像，读到后来，越发觉得这本书简直是在替我说话。一个作家竟然可以重现一个陌生人，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神奇，这个行当突然对我充满了不可抗拒的诱惑。为什么不当个作家呢？

就这么简单，一九九七年夏天我有了明确的未来，至今不曾中断和放弃。现在回头想那个黄昏，也许不乏矫情，但你若能理解一个心高气傲的年轻人像困兽一样失去方向地绕了一年的圈子，并且一直摆脱不掉梦想破灭的失重感，你就能理解他在获得一种深深地契合他的方向时的激动和真诚。《家族》不是张炜最好的小说，那之后我也再没有重读，但它对我很重要。

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找到，宿舍楼里空空荡荡。在这栋楼里，我的隔壁，住着一个同年级的中文系同学，姓潘，我们偶尔会串门聊天。他假期留在学校为了做家教挣钱，人很老实，如果做朋友，会相当可靠。我对他的了解就这些。我很想跟他说一说，只有他可以分享一下我的幸福。可他不在，那会儿应该是他做家教的时间。但他永远嵌在了那个黄昏，一想到我的文学之初，他就会梳着很不讲究的分头胖墩墩地出现在我的回忆里。

几个月后他死了，被三个二流子活活打死在离校门口五十米远的当街上。那个傍晚天刚刚有点凉，校门口正对的那条弯曲的小街这时候总是弥漫着烟火气。所有小饭馆都开着门，小老板在饭馆门前的火炉上亲自掌勺。潘同学家教回来，骑着自行车穿过小街，不小心擦着了一个女孩的手臂，女孩惊叫一声。潘同学赶紧停下，一条腿支地问伤着了没有。女孩没任何问题。但和她同行的三个小伙子不答应，一脚把他连人带车踹倒在地，然后六条腿同时往他身上踢。围观者说，辩白的时间都没有，我暑假时的邻居就被活活被踢死在路中间，内脏破裂。

出事的时候我刚从家里返校，一路车马劳顿有点累，正躺在宿舍里想歇一会儿。同学急匆匆告诉我潘出事了，那时候他躺在地上蜷成一只虾米，一动不动。我记得那晚宿舍的灯光昏暗，我床在上铺，睁开眼的时候一点不觉得光线刺眼。

围观者说，前后就几分钟。就那么几分钟，一条命没了，一个同学、邻居和兄弟没了，几个月前的一个黄昏我迫不及待要找他说说话，告诉他我决定当作家。他还在做家教。他死后，我对他的了解多了一些：家在农村，很穷，父亲做工时摔坏了腰，长年卧床，母亲精神不大好，弟弟不务正业到处游荡，潘同时做几个家教，挣的钱一部分支付学费和日常开支，剩下的寄回去补贴家用。他妈听到噩耗当场就昏过去，他是潘家的顶梁柱。

这些年我常常想到潘，想到人之恶、生离死别、无常和幻灭。他与它们和我和文学和我的文学息息相关。好几个小说里我都写到了潘之死，我想象自己以不同的身份返回到那个现场，我想看清楚潘这一生最后的细节。这个总是做家教的兄弟，黄昏时我没找到，傍晚之后再也找不到的邻居。

阅读、理论和写作

我是那种喜欢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既然要把小说当成事来做，那就心无旁骛，做得很认真。那时候的阅读量现在看来，几乎是可怕。看完了就写，很受马尔克斯影响，大二开始写一个长篇，半夜想起来一个好细节，没有灯光，就趴在床上摸黑歪歪扭扭地写。后来到了南京念大三大四，所有时间都用在读书和写作上了，写了不少，也开始发表小说。慢慢就上路了。

也仅仅是上路。小说是个跟年龄有关的艺术，像巴尔加斯?略萨说的：没有早熟的小说家。二00二年我到北大读研，开始“悔少作”，觉得二十四岁之前写的东西实在不值一提。在北大的三年，学到了很多东西，北大给我的，北大的先生们给我的，我的导师给我的，还有一些作家朋友给我的，不仅对深入理解文学大有裨益，更重要的是找到了自己面对世界的方式。我的写作慢下来，逐渐体会到了创造的乐趣。

此外，也解决了一直折磨我的问题，就是理论和创作之间的矛盾。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路数，刚进北大的那一年，我很为此痛苦。写小说和散文，要感性，要形象和细节，睁开眼你得看到大地上一片鲜活的东西；但是搞理论却不是，你要逻辑、推理、论证，本来就不是好啃的骨头，理论更替的速度又比较快，要跟着大师跑，再考虑怎么把它化为己有。刚开始真不适应，觉得自己的眼光放出去都是直的，干巴巴的，脑子也是，一条直线往前跑，整个人都有点侧身走路的味道，反正从里到外都被抽象过了。大概一年半后，情况有了改观，在两种思维和文体之间的转换相对轻松和容易了，想写小说就可以写小说，该写论文就写论文，基本上感觉不到有多大冲突，说到底它们不过是对面对世界和表达自己的两种不同形式而已。基本上解决了两者的对立状态，生活又重新好起来。写一段时间小说，停下来看看理论、做做批评，既是休息和积累，也是补充和提高，接着再写。创作和理论之间有了一个不错的互动，逐渐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很多人认为作家主要靠感性和想象虚构能力，不必看什么抽象的理论书籍，其实是个误区。作家只是长于感性和想象，并非不需要逻辑思辨能力，必要的理论修养和思辨能力对作家非常重要。它能让你知道你想干什么，你能干什么，你能干到什么程度，它能让你的作品更宽阔更精深，更清醒地抵达世界的本质。能让你高屋建瓴。好作家的宽阔和精深必是得益于他们的理论修养，他们有足够高超的能力讲大问题说透。小说不仅是故事，更是故事之外你真正想表达的东西，这个才决定一部作品的优劣。最好的作家一定是感性和理性兼善，并且能互动相长。

在北京

除了故乡，北京是我目前住得最久的地方。研究生毕业以后，我留在了这个已经待了三年的城市。在我想也许我得在这里生活之前，生活已经开始了，海淀、北大、硅谷、中关村、蔚秀园、承泽园、芙蓉里、天安门，有一天我无意中回头，发现它们正排队进入我的小说。最早的一个北京小说，《啊，北京》，我没有任何关于“北京”的野心，甚至都缺少要写一个北京故事的明确意识。它是我在北京大街上走过之后，自然而然留下的足迹。生活主动找上了门。我在念书，不上课的时候蜗在万柳学生公寓的那间分不清方向的宿舍里。北京生活对我很抽象，故事来源于朋友和虚构。我想象如果我和他们一起走在那条路上，一起见到某个人一起做某件事，我会如何。我只能把他们放到我熟悉的地方，我的地盘上我才能作主。然后是《三人行》、《西夏》、《我们在北京相遇》等，我知道我在写北京了。《跑步穿过中关村》、《天上人间》、《把脸拉下》、《逆时针》和《居延》都是以后的事了。

我想象可能发生的故事，可能有的感受和发现。这个时候，我于北京，很大程度上符合那句绕口令似的的术语：缺席的在场，或者在场的缺席。学院与切实的北京某种程度上是隔绝的。我的感受和发现纯属虚拟，没有经过实实在在的生活来证明。二00五年毕业，大夏天我一头扎进北京火热的现场。楼房像庄稼一排排长出来，宽阔僵硬的马路，让人绝望的塞车，匆忙、喧嚣、浮躁、浩浩荡荡、乌泱乌泱、高科技、五方杂处的巨大玻璃城。我有点懵。这些场景我在小说里想象过很多次，但那只是纸上谈兵，远远没能想周全，更没有想明白。没吃到梨子，永远不会知道真正的味道是什么。一个愣头青，下嘴发现梨子不是甜的。他早知道不可能是甜的，但甜是唯一的，不甜却有无以计数之多。我只能从细节入手，一个个分辨个中三味。

身份。这不是你从哪里来的问题，而是：你是谁？在过去，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任何人，我是学生，我是老师，有案可稽。身份证，档案，学生证，教师证，每一个硬硬的都在，它确认你是你，这地方你可以合法自在地活下去。但现在，北京要求你这个外来人拿出户口、编制，证明你有可靠的来源和归属。一种机制在要求，机制里的人也在要求，拿出来吧，给你自由。如果你拿不出来，你只能不自由。从抽象的到具体的，大家看你的眼神就不对。

我不知道北京是不是全中国最需要身份的地方，我也不知道那张纸竟如此重要，反正很多时候我被它搞得很烦。我决定买房子时，有关机构跟我说，外来人员必须捏着暂住证才能办手续。我屁颠屁颠去办暂住证。这个派出所不行又跑那个派出所，这里不办必须到那里办，这个时段不行必须下个时段，材料不齐今天办不了，今天不行因为还有十分钟我们就要下班了，明天早上来拿吧。为了这个暂住证我跑了五趟。制度化当然是好事，但是当它成为不停地向你证明你不是你的契机，就相当不可爱了。

很多朋友已经在受此困扰时，我待在学校里念书。我知道身份对他们的重要性，也理解寄人篱下和流浪的甘苦。当我原封不动地一一领受，才知道先前的理解和体贴只能是隔靴搔痒。这种事没法总结和概要，必须贴着皮肤一寸寸地触摸和刮擦，才能真切体味到渗进骨头缝里的那种怪兮兮的感觉。

身份。依然是：你是谁？这回是你与北京的关系问题。现实身份确证的琐碎细节烦了我好一阵子，好在我没有顾影自怜的癖好，习惯了就视若等闲。但我依然为身份焦虑。弗洛伊德说，人的精神焦虑可以分为现实焦虑、神经焦虑和道德焦虑三种类型。我搞不清一个人没事就茫然算哪一个类型。这感觉是我坐在公交车上穿过北京和站在天桥上看北京时的基本状态。

很茫然，那么多人，只能用“乌泱乌泱”来形容，这个词里有种黑暗和绝望的东西在，我怎么就孤零零一个人躲在一辆车里。人周围是人，车周围是车，车和人的周围是人和车，是无数的高楼和房间，房间里有更多的人。一个人深陷重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是一滴水落在大海里。在天桥上看得更清楚，尤其是上下班高峰，你看见无数辆车排列整齐，行驶缓慢至于不动，这个巨大的停车场中突然少了一辆车、一个人，你知道吗？这个世界知道吗？他为什么要待在这个地方？你，我，我们为了什么要待在这里？人之渺小，车之渺小，拿块橡皮轻轻一擦，碰巧一阵风来，干干净净地没了。我站在天桥上常常觉得荒谬又悲哀。咱们都是谁啊。我觉得自己很陌生，北京很陌生，这个世界也很陌生。

在这样一个地方，你是谁。像一枚钉子，随便就被深埋掉；要么可以轻轻拔掉，你盯着它看，它就放大，孤零零地放大，如同一座摩天大厦，外在于这个城市，随时可以消失。这就是我一直感觉到的，我外在于北京，跟单位、编制、户口、社会关系等统统无关，只和自己有关。这种“外在”孤独、寒冷，让我心生不安。

的确，在北京我常常不安。

可是，有让我心安的地方吗，心安得让我有扎下根的踏实和宽慰？好像也没有。即便故乡，苏北的那个小城和乡村，我也逐渐心有不安。我在一天天远离那里，熟悉的人陌生了，旧时的田园和地貌不见了，像生在我身上的血管一样的后河都被填平了。故乡仿佛进入了另一种陌生的生活轨道。我回去，如入异地；料想很多人看我，也是不识的异乡人。待在家里，偶尔也会没着没落，父辈祖辈的故事听起来都远在梦里。我不知道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所以我想，我写了北京，也许仅仅因为我在这里生活，我心有不安。因为我要写，所以就潜下心来认真挖掘它的与众不同处，它和每一个碰巧生活在这里的人的关系，多年来它被赋予的意义对生活者的压迫和成全，一个城市与人的关系，其实也就是一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北京的确是个独特的城市，有中南海、天安门、故宫、长城和十三陵，有北大和清华，有中关村和硅谷，有“京漂”、外来人口和已经结束的奥运会。

如果我碰巧生活在上海、广州，或者香港、纽约和耶路撒冷，时间久了，我想我的写作也会与它们发生关系，即使我可能在哪儿都很难有生根发芽之感。这也许是常态，在哪里你都无法落实。为其如此，此心不安处，非吾乡者亦吾乡。只能如此。

作者简介：徐则臣，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曾做过两年高校教师，现为上海作协专业作家。着有长篇小说《午夜之门》、《夜火车》、《水边书》，小说集《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天上人间》、《人间烟火》、《居延》等。曾获春天文学奖、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7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庄重文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选刊》2008－2009年度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等。根据中篇小说《我们在北京相遇》改编的《北京你好》获第十四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电视电影奖，参与编剧的《我坚强的小船》获好莱坞AOF最佳外语片奖。2009年赴美国克瑞顿大学做驻校作家，2010年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IWP)。部分作品被译成德、韩、英、荷、日、蒙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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