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文章来源：吴江文学网 | 2020-02-19
《自由的界限》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 年1月 定价： 6.00元
詹姆斯·M·布坎南是我个人所尊崇的大师级经济学家，他所倡导的公共选择理论主要阐明把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决策的机制或程序的选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把40年来人们用以检查市场经济的缺陷和不足的方法，完全不变地用来研究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公共选择理论只是明确地提出有关公共经济的一般理论的一种努力”。
2001年春在美国费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遇见乔治.梅森大学布坎南中心的大卫·方德教授。交谈中我表示很希望能有机会拜访布坎南教授，所幸如愿以偿。那时，82岁高龄的布坎南教授，身体十分健壮。事后我才得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在美国海军中服役5年。怪不得他的身板如此挺直，颇有军人风度。
与布坎南见面，交谈中他突然问我是否知道一位中国学者，说他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曾到布坎南中心做过访问研究。当他凭记忆写出这位学者的姓名（有两个字母拼错了）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说的是杨小凯。
一晃11年过去了，今年1月9日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访问研究期间突然得知布坎南教授逝世的消息，震惊之余又觉释然。毕竟是9 岁的老人了，平静而几无痛苦地离开应当是一种福分。布坎南大师已经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我们最好的怀念方式就是认真阅读、理解并积极应用这些宝贵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希望能够对中国的制度变革和社会进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价值坚守 人是价值的唯一来源
布坎南认为，政府中的政策制定者（政治家、政府官员等）与经济人一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他们就像在经济市场上一样在政治市场中追求着自己的最大利益 政治利益或个人效用，即使他们有可能反映“公共利益”的愿望，而这种愿望也不过只是许多愿望之一。
因此，民主社会中的政府的许多决定并不真正反映公民的意愿，而政府的缺陷至少与市场一样严重。而公共选择学说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力图证明，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转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理由或条件。因为政治制度有一定程度的可塑性，采取不同的具体政治制度，会产生不同的政治行为。
布坎南首先是一位契约论者，认为任何政治实体的成员都是契约参与者，有平等的政策抉择的权利；他又是一位宪法民主主义者，认为民主必须要有宪法作为保证，同时宪法也要适应民主的内在要求。布坎南强调指出，只有在个人自由本身具有价值，同时在有效的政治平等（这是民主发挥作用的原则）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民主”才能具有评价的重大意义，而只有宪法的条文规定能约束或限制集体政治行动的规模和程度，政治平等才能得到保证。
为真正民主理论提供基础的最重要的前提，是把个人看作价值的唯一来源。假使存在或据推测存在非个人主义的价值来源，民主政治程序最多只能成为探明此种独立价值的一组可能有用的工具，而不比其他几个可供选择的工具更有效率。
分析原则 公民自愿赞同
布坎南将经济决策与政治决策之间的类比扩展到更加深远的领域。市场行为主要建立在自愿赞同的基础之上，而商品与服务的交易引发市场交易中的各个行为者之间的互利。然而，市场体系的一个前提是保护所有权和契约协议之实现的法律体系之建立。
以此类推，政治体系也许也会被看作是一种建立在自愿赞同基础上的体系。
布坎南很早就构建了一种建立在一致赞同原则基础上的公共领域与政治决策的理论。在此视野下政治过程首先成为一种旨在获得互利共赢的合作方式，而不是一种对个人之间资源再分配的手段。然而由于达成决策的高昂成本，一致赞同原则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在相互赞同之高水平基础上做出决策的成本，不得不与个人所面临的成本（大多数人的决策与其相反）相权衡。因此，在考虑到对规范有关各种问题的未来决策之规则的根本决策，与这些决策本身予以区分就变得势在必行。
一旦自愿赞同的政治规则被采纳，有关实质性问题的结果往往就由政治体系的内部机制所给定。因此这样的政治规则的设计以及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就凸显出其重要性。试图规劝政治家或者影响特定问题的结果往往是徒劳无益的：对于任何给定的规则体系而言，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行的政治格局所决定的。
布坎南本人曾坦言自己很清楚，作为一位职业经济学家，他跨越了学科边界。促使他这样做的，不仅是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还因为他相信旁观者清，局外人参与局内人之间的探讨同样能够为诸多学科做出贡献。
布坎南的贡献
1986年10月16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1986年度纪念经济学奖颁发给乔治·梅森大学的詹姆斯·M·布坎南教授，以表彰他在经济决策与公共经济学领域中的突出贡献（尤其是经济与政治决策理论的契约与宪政基础开发方面的贡献）。布坎南将从个人之间的相互交易中所派生出来的收益概念转移到政治决策的范畴，政治过程由此成为旨在获得相互利益的合作之手段。但是这种过程的结果取决于“博弈的规则”，即在宽泛意义上的宪法。
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缺乏一种独立的政治决策理论。而现代福利理论往往依赖于一种前提：即公共权威能够应用相对机械化的方法来矫正不同类型的所谓“市场失灵”。稳定化政策（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还是货币主义的）假定政治权威致力于获得特定的宏观经济或社会经济目标（与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增长率相关）。布坎南与公共选择学派的其他学者没有接受这个有关政治生活的简化观点，他们寻求对于政治行为的阐释（类似于那些用来分析市场行为的阐释）。布坎南持续和顽强地强调根本性规则，以及把政治体系作为一种为获取互利的交易过程而加以应用的深远意义。
因此，由个人组成的政府权力机构，不应被看成是具有天然公益性的，以服务大众利益为唯一目标的非人格化圣洁公器。政治行为在公共选择理论中被视为一个在解决利益冲突时进行交换以达成协议与合意结果的过程，含有追逐利益之交易的性质。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特点是以“经济人”的假定作为分析利器，探讨在政治（市场）领域中经济人行为如何决定和支配集体行为，尤其是对政府行为的集体选择所起到的制约作用。
201 年1月9日，9 岁的布坎南离世。 （编辑：野狸红） 孩子便秘儿童感冒咳嗽吃什么专用药南通妇科医院地址
詹姆斯·M·布坎南是我个人所尊崇的大师级经济学家，他所倡导的公共选择理论主要阐明把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决策的机制或程序的选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把40年来人们用以检查市场经济的缺陷和不足的方法，完全不变地用来研究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公共选择理论只是明确地提出有关公共经济的一般理论的一种努力”。
2001年春在美国费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遇见乔治.梅森大学布坎南中心的大卫·方德教授。交谈中我表示很希望能有机会拜访布坎南教授，所幸如愿以偿。那时，82岁高龄的布坎南教授，身体十分健壮。事后我才得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在美国海军中服役5年。怪不得他的身板如此挺直，颇有军人风度。
与布坎南见面，交谈中他突然问我是否知道一位中国学者，说他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曾到布坎南中心做过访问研究。当他凭记忆写出这位学者的姓名（有两个字母拼错了）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说的是杨小凯。
一晃11年过去了，今年1月9日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访问研究期间突然得知布坎南教授逝世的消息，震惊之余又觉释然。毕竟是9 岁的老人了，平静而几无痛苦地离开应当是一种福分。布坎南大师已经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我们最好的怀念方式就是认真阅读、理解并积极应用这些宝贵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希望能够对中国的制度变革和社会进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价值坚守 人是价值的唯一来源
布坎南认为，政府中的政策制定者（政治家、政府官员等）与经济人一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他们就像在经济市场上一样在政治市场中追求着自己的最大利益 政治利益或个人效用，即使他们有可能反映“公共利益”的愿望，而这种愿望也不过只是许多愿望之一。
因此，民主社会中的政府的许多决定并不真正反映公民的意愿，而政府的缺陷至少与市场一样严重。而公共选择学说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力图证明，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转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理由或条件。因为政治制度有一定程度的可塑性，采取不同的具体政治制度，会产生不同的政治行为。
布坎南首先是一位契约论者，认为任何政治实体的成员都是契约参与者，有平等的政策抉择的权利；他又是一位宪法民主主义者，认为民主必须要有宪法作为保证，同时宪法也要适应民主的内在要求。布坎南强调指出，只有在个人自由本身具有价值，同时在有效的政治平等（这是民主发挥作用的原则）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民主”才能具有评价的重大意义，而只有宪法的条文规定能约束或限制集体政治行动的规模和程度，政治平等才能得到保证。
为真正民主理论提供基础的最重要的前提，是把个人看作价值的唯一来源。假使存在或据推测存在非个人主义的价值来源，民主政治程序最多只能成为探明此种独立价值的一组可能有用的工具，而不比其他几个可供选择的工具更有效率。
分析原则 公民自愿赞同
布坎南将经济决策与政治决策之间的类比扩展到更加深远的领域。市场行为主要建立在自愿赞同的基础之上，而商品与服务的交易引发市场交易中的各个行为者之间的互利。然而，市场体系的一个前提是保护所有权和契约协议之实现的法律体系之建立。
以此类推，政治体系也许也会被看作是一种建立在自愿赞同基础上的体系。
布坎南很早就构建了一种建立在一致赞同原则基础上的公共领域与政治决策的理论。在此视野下政治过程首先成为一种旨在获得互利共赢的合作方式，而不是一种对个人之间资源再分配的手段。然而由于达成决策的高昂成本，一致赞同原则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在相互赞同之高水平基础上做出决策的成本，不得不与个人所面临的成本（大多数人的决策与其相反）相权衡。因此，在考虑到对规范有关各种问题的未来决策之规则的根本决策，与这些决策本身予以区分就变得势在必行。
一旦自愿赞同的政治规则被采纳，有关实质性问题的结果往往就由政治体系的内部机制所给定。因此这样的政治规则的设计以及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就凸显出其重要性。试图规劝政治家或者影响特定问题的结果往往是徒劳无益的：对于任何给定的规则体系而言，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行的政治格局所决定的。
布坎南本人曾坦言自己很清楚，作为一位职业经济学家，他跨越了学科边界。促使他这样做的，不仅是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还因为他相信旁观者清，局外人参与局内人之间的探讨同样能够为诸多学科做出贡献。
布坎南的贡献
1986年10月16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1986年度纪念经济学奖颁发给乔治·梅森大学的詹姆斯·M·布坎南教授，以表彰他在经济决策与公共经济学领域中的突出贡献（尤其是经济与政治决策理论的契约与宪政基础开发方面的贡献）。布坎南将从个人之间的相互交易中所派生出来的收益概念转移到政治决策的范畴，政治过程由此成为旨在获得相互利益的合作之手段。但是这种过程的结果取决于“博弈的规则”，即在宽泛意义上的宪法。
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缺乏一种独立的政治决策理论。而现代福利理论往往依赖于一种前提：即公共权威能够应用相对机械化的方法来矫正不同类型的所谓“市场失灵”。稳定化政策（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还是货币主义的）假定政治权威致力于获得特定的宏观经济或社会经济目标（与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增长率相关）。布坎南与公共选择学派的其他学者没有接受这个有关政治生活的简化观点，他们寻求对于政治行为的阐释（类似于那些用来分析市场行为的阐释）。布坎南持续和顽强地强调根本性规则，以及把政治体系作为一种为获取互利的交易过程而加以应用的深远意义。
因此，由个人组成的政府权力机构，不应被看成是具有天然公益性的，以服务大众利益为唯一目标的非人格化圣洁公器。政治行为在公共选择理论中被视为一个在解决利益冲突时进行交换以达成协议与合意结果的过程，含有追逐利益之交易的性质。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特点是以“经济人”的假定作为分析利器，探讨在政治（市场）领域中经济人行为如何决定和支配集体行为，尤其是对政府行为的集体选择所起到的制约作用。
201 年1月9日，9 岁的布坎南离世。 （编辑：野狸红） 孩子便秘儿童感冒咳嗽吃什么专用药南通妇科医院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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